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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只用了一个笔名（网名）：庞青。庞青者，小庞生产队插队知青是也。

1968年底，又一次的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迅速地展开了。本来我不在上山下乡之列，我也没去报名，因为我是1966届小学毕业生，年纪还小（1953年10月生人）。怎么地也轮不到我赶在那一年插队。可命运就是这么的捉弄人，不仅仅没逃过这个结局，而且还是以“候补名单”的名义候补进上山下乡的队伍之中，真正地“被”卷入这场“洪流”之中，成了1700万“知青”大军中的一员。

小学毕业的学历插队，一定大有人在，但在1968、1969年时，年龄大多要比我大；而1953年出生的人在那一年插队，也大有人在，如习近平，但他们不是小学毕业的学历。如我这样，恐怕全国并不多见，而作为“候补名单”列入插队行列的，恐怕在全中国是绝无仅有。导致这个结果的当时公社的那位主管领导算是成全了我，让我获得了一项“殊荣”，拿到一个全国第一！

于是，1969年1月17日下午，我被东沟公社金塘大队小庞生产队的队长会计领走了。金塘大队地处东沟公社西部，共有九个生产队，小庞是其中最小的一个队。我就落户在这样一个微小的生产队里。那时，这个队是非常非常的贫困，是全大队最穷的一个队，1968年一个工分仅仅只有1毛4分钱，是只够买一斤米的钱。可想而知，这个队穷到了什么程度。全队大多数是茅草房，现有的砖瓦房子全是解放前的，也就是说解放后，这个村子没盖过一间砖瓦房。

记得第一天上工，干的是挖胡萝卜。队长的老婆借给我一把小锹，一张小凳子，我们就跟着队上的七八个妇女一道挖。挖了半天后，我手心虎口处就磨出泡来了。队长的老婆找了一块旧布给我包了起来。我们在胡萝卜地里听到了有关胡萝卜故事。我们队当年种的胡萝卜，是一种黄色的略有透明度的一种，不长也不粗，生吃都很好吃，甜得很。它生产期短，产量也不是很高，但它不算是粮食，还方便储存。我们队有在秋收后春种前的两季之间种胡萝卜的传统，每年都要种十几亩，这一直延续到73、74年间才不种了。这有一个缘由，那是在1959年秋收后，由于现在谁都知道的原因，农民那时已经快要断粮了。我们队有一个人叫庞庆山的长者，此人有些见识，从外面搞了一些胡萝卜籽，就对当年的队长说，抓紧种些胡萝卜吧，到没得吃的时侯，它能抵挡一阵子。队长就领着大伙种了二、三十亩地的胡萝卜。果不其然，到了1960年春青黄不接之时，这几十亩的胡萝卜救了全队人了。就是有了这些胡萝卜，全队人没怎么饿肚子，也几乎没有人得青紫病、浮肿病。

农村是贫苦的，干农活是很苦很累的，我那时刚满十五周岁。 种田干活我没偷懒，力所能及，尽力而为，还尽量地不落后。队上的副队长，叫庞有桂，他是一个真正纯朴、勤劳、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的农民，多年后，他给我的评价是：这个人干活不蓄力！说得多平实！我是扎扎实实地在队上上工干活，第一年就挣了300多个工分。可是工分值太低，2角1分一个工，一年收人仅60元。队上经济收入最高的是72年，那年大丰收，年终算下来的分值是3角8分一个工，当时就觉得很是“富足”了。

说到苦， 1970年的冬天在乌鱼州江滩上砍芦柴的事难以忘怀。各生产队划分了一块江滩地，砍下的芦柴全部上缴，而这块地的芦柴叶子、芦柴根子及落下的不规整的芦柴归各队。砍芦柴的任务由强壮劳力去干，那是要出大力气的。我们家乡有句话：世上三行苦，打鱼、砍柴、磨豆腐。而将芦柴叶子、芦柴根子及落下的不规则的芦柴归集起来的任务，这项较轻的活，就交给我和几位年龄一般大的弱劳力来完成了。

我们挑着工具、行李、还有米、油、菜等等就上乌鱼州江滩了，在江滩上划柴、砍柴根子、捆柴。回来吃饭时，就每人扛上一捆堆在芦柴棚子旁边。江滩上空旷一片，江风很大，又是冬天，很冷很冷，特别是西北风呼呼地刮，身上的棉衣本来就不厚实，那是透心的冷。没有手套，砍柴、捆柴时硬硬的芦柴将各人的手划出了好多血口子，还生了好些冻疮。我们每人只得用绳子捆在腰上抵挡寒风，用破布包着手。就这样，我们几个人在江滩上度过了好几天，归集的一捆捆的芦柴叶堆成了一座小山。

在那个年代，是靠人的体力、一年忙三季的艰苦奋斗、向土地索取生存必需的粮食，是数亿农民的超负荷的血汗换来的。劳作苦到什么程度，其实我自己当时多少有点麻木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倒是我的爸爸以一个旁观者，有一年亲眼目睹了我在农忙“双抢”中没日没夜地劳动情景时，舍不得儿子而流下了眼泪。由此可以想象得到，我当时苦到了什么地步！

插队在农村是艰苦的，但也有快乐的时侯。最快乐的莫过于是吃到好吃的。我在农村时，有过几次吃，是记在我的脑海中了。

首先说新鲜，中国人对食物特别讲个新鲜。“鲜鱼水菜，提篮作价”，讲的就是这个“鲜”字。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吃新鲜的长江刀鱼，从芜湖到江阴的长江水域，素有“长江三鲜”之说，长江刀鱼是为一鲜。有一年的清明前，我们队上好几个男劳力到江滩上参加“灭螺”。一天傍晚太阳未下山前，就看到公社渔业大队捕获长江刀鱼的两条船慢慢地拖着鱼网向岸边划来，起网的地点距离我们很近，我们从来没看过拖网捕获刀鱼的情景，就放下工具，都到江边观看。起鱼的地方是浅滩，渔民们合力拉着网绳向岸上走，不一会，刀鱼露出水面，好家伙，那场景很是好看，也很壮观，鱼网中是满满的一网刀鱼，刀鱼在浅浅的江水里翻腾着，这时，夕阳照在鱼网上是银光闪闪，真是一幅“春江水暖刀鱼跃，夕阳斜照银光闪”的美景图画。在《水浒传》里有李魁大闹浔阳江一节，说的就是宋江要用刚出水的鱼下酒的故事，可想刚出水之鱼烹而食之，是何等的美哉！我们抵不住诱惑了，队长想出了个办法：用大米换刀鱼。提了二十来斤大米，和渔民协商，换来了十几斤刚出水的刀鱼，回到不远的工棚就煮了起来，晚上我们七八个人是美味一餐，大家高兴得不得了，从未吃过这么新鲜的刀鱼。以后直到今天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现如今，这种刀鱼可宝贝了，一斤价值2000元还不止，如此说来，我们当年十几斤的刀鱼是吃了黄金了。

再就是冬季上河堤时，会有肉吃。七十年代，是农村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高潮期，每年的冬季，几乎都有好些工程要干。除了在家门口进行平整田地、开挖沟渠之类的小工程外，最繁重的是参加大型水利工程，当时的农民统称为“上河堤”，如淮河入江水道、滁河河堤加宽加高等等这些出远门的工程，再有就是在本公社内的如开挖红旗河、禹王河拓宽等等的工程。应当说，那些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是大有成就的，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受益。当时农民愿意参加大型工程，因为大型工程的钱粮补贴多一些，譬如滁河河堤加宽加高工程的补贴是两毛钱一斤米一方土。1毛3分买一斤米，7分钱是菜金。蔬菜、油、柴草生产队自已带，7分钱的菜金集中起来，就买肉给大伙改善伙食，出一次河堤，短期的，能吃上一次两次肉，时间长的，还要增加次数，要则不吃，要吃，按人定量，一个人一次不少于半斤肉，最多时，我一次吃过一斤肉的。由于难得吃一次，每次在分肉的时侯，炊事员就作难了，力求平均但总难让所有人都满意，在那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年代，最好是能做到绝对平均。嘿，还就有人想出了绝对平均分肉吃的办法。有一次，队上一人只有半斤多肉，那天又有两个平时就斤斤计较、一点亏都有吃不得的人在场，怎么办才能在分肉时不引起纷争呢？还是他们两个人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在肉未烧之前，切成大块按半斤一份称好，然后用细绳子穿成一份份的，放在锅里煮，开饭时一人提一份，谁都不吃亏。好！那就这么办。吃饭时，就看到每人提上一大块肉放在碗里啃着吃，亦乐在其中是也。

到了七三年，不知什么原由，我开始读书了，自学。

那年的一天，不知从哪里得到一本《共产党宣言》，记得封面都坏了，可能后面几页也没有了，我就睡在床上，捧着书看了起来，第一句话，就引起了我的好奇：“一个幽灵，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的上空徘徊。”当时就在想，幽灵，还共产主义的幽录，共产主义怎么是幽灵呢？就这样，抱着一种莫明其妙的心情，读了下去。也真是奇了怪了，这一发而不可收。从那天开始，我就对这类书有了兴趣。

在当时，这一类的书， 我只要看到了，就拿起来翻翻，甚至想办法占为己有。好了，我就一本本的读了起来。那个年代，你想读其他的书，是不容易找到的，而想读马列著作、毛主席著作，轻易的很，《毛选》四卷、《毛主席著作选编》、中央号召学习的六本马列著作：《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还有《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肯定的说，我那时是漫无目的、也不求甚解。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占用时间和增加些知识。

后来，我从六合农机厂孙文荣那里得到了两套书，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一套《列宁选集》四卷。孙文荣是我隔壁堂房大姐的小儿子，他是一名转业军人，在六合农机厂任车间支部书记和厂民兵营长。我看到他宿舍桌子上堆着好多书，其中就有一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一套《列宁选集》四卷，崭新崭新的，动都没动过。他告诉我这些书发下来后就放在这里，没人看。我就说，那就给我吧，他说想要就拿走。我就把八本砖头般的书背了回来。这两套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中，上面还有“六合农机厂公用学习文件”和“赠阅”字样的印章。

读书，就成了我除了上工之外，占用的时间最多的一件事了。那简直是到了一种痴迷的状态。读至深夜，是寻常之事，什么叫凭灯夜读，什么叫手不释卷，什么叫日积月累，问我就知道了。那时，村上没电灯，煤油又有定量计划，只好从拖拉机手那里要些柴油来，一晚下来，鼻孔里全是黑的，后来就用旧棉絮塞在鼻孔里，但又不能塞紧，一晚上下来棉絮也熏黑了。

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读死书、死书读的人。读着读着，就对经济问题越来越关注了。当时，我留意到一个问题，在读到的《1957-1962农业发展纲要》时注意到里面的一名话：到1962年，全国农村的生活水平，要普遍达到和超过当地土改时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我就在想，土改时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是怎样的？现在已是1974、1975年了，和土改时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相比，又当如何？有一天，我就和生产队会计兄弟二人说到这个问题，他们家在土改时定的成份就是上中农。我就向他们了解了当年他家的境况、人口、收获、算了一算当年的人均   所得，再和眼前1974、1975年他家的人均所得作个比较。不比不知道，一比还真的吓一跳！他们家现在的人均所得是土改时期的二分之一略多一点。我们三人议论后，就再也不提这事了。

将自己思考的也写出过一些文章。有一次我到南京，专程到南大去寻访“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一个年青的编辑接待我，谈得还算投机，我就拿出两篇文章来请求指点，他看了后，建议我结合农村的实际写点什么，不要太长。我改写了一篇东西，和当时生产队的问题有关系，大约1500个字，他安排在“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76年第一期发表，这一期“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的目录在新华日报上刊发了，刊发的时间大约是1975年12月中下旬的一天。别人看到了有一篇文章署了我的名字，就告诉我，我找来一看，很是高兴。可到了1976年2月份，新华日报上又刊发了“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76年第一期的目录，在作者栏内，虽有我的名字，但文章的题目全变了。有人看到后告诉我，我是一头雾水。后来那位编辑寄来两本第二次编辑发行的《学报》给我，并在信中解释了原由：在原第一期的稿子中有为邓小平右倾翻案风张杨的文章，这一期学报全部扣发封存了，后第一期的稿子全部是编辑部的人急就章赶出来了，还得要用原作者的名字。想不到，我第一次发表文章，就碰到这种事。

接下来，我又在思考粮价问题。我读书时看到一个词：“谷践伤农”，说的就是粮价，又看到有的批判材料说苏联存在严重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说的也是粮价。我的感觉是农村的贫穷，与粮价过低有很大关系。但又说不出所以然来，就研究起这个问题来了。到1977年，我将研究结果写成了一篇东西，寄到北京国家农业方面的有关部门。这回得到了回复，告诉我：这个问题确实存在，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研究这个事。谢谢我。时隔不久，多少年没调的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再后来，我读到了有关的资料和在学术研究中知道，从合作化到八十年初的二十多年中，我国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原因，按当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国家从农民那里多拿走了6000个亿以上，如果再加上同期农民在国民经济建设中付出的劳动积累（基本没付报酬），最少的估计要有20000个亿。假如说，当初的“剪刀差”比较小，假如说，当初农民的劳动付出给了相应的报酬，整个农村在这二十年中增加了10000到15000个亿的收入。假如说，是这么个结果！那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时的农村又是一个什么景象？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社会发展中没有“假如说”、无法通过“实验室”来验证，只好推理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我说的是我瞎猜猜的理。

年复一年，到了1978年12月下旬，我接到通知，在知青返城中，我被安排到南京的一个地质队，12月28日报到。这时，距离我插队的日子，刚好十年。 1979年1月16日，我在地质队驻地江宁云台山作了一首诗：

七律  插队十年

年少恰逢插队风，拜教农夫熟耘耕；

玄奘古寺悟禅机，庞青小村学人生；

几经磨难不却志，屡遭横祸未伤身；

十年过后再求索，愿作燃火柴一根。

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开始，到1977年，全国共有约1700万名初高中毕业生受这场运动的推动，从城镇到农村、到山区、到边疆、到农场，务农种田当农民。

这是一场在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空前绝后的纯粹以年青年人为对象的人口迁涉运动。从时间上看，持续长达十年；从人数上看，规模大到牵动1700万年青人和波及数千万家庭数亿人群；从空间上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内，除了台湾、西藏外，遍及所有省、市、区的所有城市、城镇。

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场大规模的人口迁涉运动？这恐怕是理解知青文化绕不开的根本性问题。我以一名亲身经历者外加一名学者的视角，50多年后回过头来观察，认识到这样几点：

第一层原因：文革中被组织起来“造反”的大中学校的学生群体实在是太庞大了。在1968-1970年那个特殊的时期，这多达数百万的大中学生，确实不宜继续聚集在城市中，特别是不宜继续聚集在那几十个中心城市中。当年的就业压力大，城市中难以安排这批人的工作，只是这层原因的表面现象。这数百万的大中学生继续聚集在城市中，是要出事的；将一个集中在城市中规模庞大、能量巨大的几十个群体，分解成一个个小的群体甚至是无数个个体，分散安排到广阔的农村插队落户，巨大的能量悄然地稀释了，本来存在城市的中种种压力（包括就业压力）和不稳定的因素悄然地解决了。

第二层原因：是教育方式出现了断层。上山下乡的主体是初高中毕业生，他们在文革中停学了两年多，到1968年、1969年时，按常规，这批人是要升学继续接爱学校教育，可那时，文革前的教育方式被批判并弃用了，而又没有立起新的教育方式，这批人正好卡在这个节点上。无计可施，送到农村去是最好的选择：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这批人的问题解决了，后面的事，就有了缓缓解决的时间。

第三层原因，也是最最重要的原因：是“五七”指示中所蕴含的毛泽东所要创建的一种社会组织方式的思维在起着内在作用。我们回忆一下：大跃进、人民公社、江西共产主义大学、建设大小三线、文化大革命，凡遇到机会，毛泽东就要顺势（借机）而推行他在合作化时就有了初步考虑、而在“五七”指示等文献中比较完整表达的“社会模式”。如此看来，在1968年、1969年时，送几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不足为奇了，潜在地说，是毛泽东的一种本能性的作为，他同时也将几百万的知识青年作为建设他的那种“大公社”式“社会模式”的有生力量了。

有了这三层原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势在必行了。而一旦成了“势”，也就难能改变，非得出现另一种“势”，才能扭转。能够扭转的“势”，直到十年后，在1978年才出现。

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结束了。这场运动在中国造就了一个特殊的群体，他（她）们的“成分”叫“知青”。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成了历史，当年的知青也大多进入了老年。那个经历，对每一个知青来说，是刻骨铭心的。“知青”也就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人们称之为 “知青文化”。我上面的一番议论，算是我的对“知青文化”的许些认识。

要说“知青文化”，首先是对饥饿的感受，继尔是对饥饿的感悟。这批知青，在城里时，再怎么困难，不至于饿肚子，而到了农村，在当时，几乎没有不挨饥受饿的。这个经历很难得，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个历史时期，数以千万的16-20岁年青的知识青年与数亿农民一道挨饥受饿，这不能不说，又是在现代中国出现的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从这批年青的知识分子来说，还真是难得的经历，如果没有这个经历，这批人中大多数不知饥饿是怎么回事，特别是其中的一批居于高位者、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那些孩子。从这个角度看，大力实施“精准扶贫”的那位知青没忘记当年挨饿的经历。

接下来，要说对务农种田艰苦劳作的感受，继尔是对何为“劳力者”的感悟。这批知青，小的才15、16岁，大的也只有21、22岁，按正常情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恐怕没有成年累月、年复一年、少则三、五年、多则八、九、十年地从事务农种田艰苦劳作的机会。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地想一下，一个连续几年甚至十年从事繁重的务农种田艰苦劳作的年青人，相信他对什么才是“劳力者”会有很不一般的感悟。可惜的是，他们中那些后来得势掌权中的大多数人忘记了当年的感悟，自觉或不自觉地、成心或不成心地合起伙来欺负那些“劳力者”。不能不说，这又是一个在现代中国出现一个很奇特文化现象。

再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对读书的感受，继尔是对知识饥渴的感悟。这批人在他们上初高中时，少读了学校的好些书，同时又在社会上读到了好些书，但总体上，没读过多少书。上山下乡后，各种各样的因素，使得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想读书，又无书可读，想方设法地找书读，形成了一种对知识的饥渴感。有一个现象，虽不普遍，但值得回味。那就是，在这批人中，出现了好多好多熟读马列著作的人。后来有不少人还很有名气，如周其仁。究其原由，是那时马列著作最容易找得到，还受到官方的鼓励。还真的成就了一大批被誉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人。也就是这样的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很重要的推动力量，他们很有力度地同其他方面的力量一道共同地将中国推进到“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轨道，也即是完完全全地“复辟”了资本主义。不能不说，这也是一个在现代中国出现的很奇特的文化现象。

我继续要说的是对男女关系的感受，继尔是对性与爱情的感悟。那个年代，发生了太多太多的这个方面的故事，甚至发生了好些令人吃惊、令人发指的事情。是寂寞、是无助、是心甘情愿、是被逼无奈，不管是何种原因，那些不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到底发生了多少“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到死都不能说”的事，只有天知道？！一个国家为了女知青不受到性侵害，专门立下与破坏军婚同等重刑性的法规，这在全世界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不能不说，这也算是在现代中国出现的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这批人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成长、成熟了起来，绝大多数人从这些的经历中感悟到性与爱情的美好的一面。

我还要说的是对城乡交往的感受，继尔是对城乡文化交融的感悟。1700万知青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同时也给农村送去了1700万名受过城市文化熏陶的“模特儿”。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长时间的城乡交往、交流，潜移默化地实现了城乡文化的交融。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的最广泛、最深透的一次城乡文化的交融运动，它的影响是深远的、不可磨灭的。可以说，这更是在现代中国出现的又一个很奇特的文化现象。

至此，我还想要说的是一个悖论：

从宏观上讲，从整体上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革”这场大动乱中的一场灾难性的运动，1700万名知青是直接的受害者，数千万个家庭及数亿人是间接的受害者。文革被否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然也应该受到否定，虽然从来没有人公开否定它。如何给这场运动定性，人们迴避了。中国历史文化中有一个特点，善于迴避！“千秋功罪，留给后人评说”！

而从微观上讲，从1700万个一个一个的个人的角度上看，因为发生了这场运动，他们一个个有了不一般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失去了许多，同时又得到了许多，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的成长、成才、成熟、成功都与这个经历戚戚相关，甚至有好多好多人后来得到的，正是这个经历所给予的。可以说，这场运动、这个经历在一个个知青个人那里却是无法否定的。也可以说，这种经历是一种财富，是苦难带来的财富。这就是50 多年来，知青这个群体大唱“青春无悔”、大唱这个经历的可贵，大唱那个年月对共和国的贡献，甚至还有人高呼是那个经历造就了一大批共和国的栋梁！如是说，那岂不是要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大唱赞歌，大加赞赏，加以肯定了吗？！能肯定吗？！那么，在这群人中同时还出现了大批的违法乱纪、贪腐官员等等的反面性的人才，又当如何解释？！他们中那些后来得势掌权中的大多数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成心或不成心地合起伙来欺负、剥夺那些“劳力者”的现象又当如何解释？！

这看来是一个难题，是一个悖论，是我们这一代人生活中的悖论，也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悖论，一个无解的难题、悖论！

就其中一个个人的成长来说，如果知青的经历给他带来了成功，让他领悟出如何做人，并成长为一个“大写的人”。那么用一个词作解，可能比较贴切并意味深长：歪打正着！或者用两句哲学名句作解，也许更为贴切也意味深长：“坏事中包含着好事”、“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却又为你开了一扇窗”。它从这个角度压抑了人的成长，又从另一个角度成就了人的成长。

这就是文化，是我理解的中国的知青文化。

中国的知青文化，是在特定的时代产生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文化，是一个历史的文化的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它却同“人自身的发展”、“人所以称之为人”、“人的再生产”主题密切相关。我从这个无解的难题、悖论中，从我的亲身经历中，从许多我比较熟悉的人的身上，体会到当年的一个个的人那种种的无奈和种种的选择的艰难。更感悟并体会到一个个的人对自由发展的渴望与追求，感悟并体会到“人自身发展的潜在的内在动力”的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