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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应当说是从1860年时开始的，到2000年，再到2020年，整整走了140年，以至160年。这个过程走得甚为曲折，在各个时期行进中的具体的选择，更是展现出路径、方式的不同。各类的代表人物所作出的选择，也在不同路径、方式的选择中产生出相应的作用。

有一个成语叫“一波三折”，而中国的工业化之路，坎坎坷坷、波波折折、曲曲折折，从大的起伏来看，可算得上是“一波五折”。

这“一波五折”，恰好对应于中国近现代史上五个历史时期，甚至恰好对应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突出的五个代表性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中，这五个人物及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团队）对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很耐人寻味。他们分别是：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可以说，他们五位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影响，也就写就出一部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史。

第一个是曾国藩。

“洋务运动”，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高潮

灭了太平军后，左宗堂等人曾劝说曾国藩反清取而代之，曾国藩没有听从，曾国藩选择的是忠于大清皇帝。1926年，一个叫黑尔的美国人写了一部名为《曾国藩》的书，称曾国藩是“远东的华盛顿”。

曾国藩不曾去做皇帝，却留下了一个“曾文正公”，培养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末民初中国能够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与曾国藩大有联系；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以及在这场运动中出现的中国最早的工业化的努力，也正是曾国藩主持并推动而形成的。

早在咸丰十年（1860年），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同治元年（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试造轮船。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

 同治六年（1867年）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1868年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国藩登船试航，取名“恬吉”。

1860年后，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在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相继问世。短短几年中，中国就已经具备了铸铁、炼钢以及机器生产各种军工产品的能力。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轮船招商局。以后，中国近代矿业、电报业、邮政、铁路等行业相继出现。轻工业也在洋务运动期间得到大力发展。1880年，左宗棠创办兰州织呢局，成为中国近代纺织工业的鼻祖。中国近代纺织业、自来水厂、发电厂、机器缫丝、轧花、造纸、印刷、制药、玻璃制造等等，都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中国的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奠定了中国近代化工业的基础。

这个时期的近代化工业的兴办与发展，应当算是中国工业化最早的开始，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第一个高潮。

第二个是袁世凯。

北洋政府时期，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同台竞争，中国工业化的第二个高潮

1912-1913年，袁世凯当了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各种思想流派的人向他进言，结果他听了杨度和袁克定等人的话，1915年12 月，恢复帝制，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其实，他是有条件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而袁世凯当政及整个北洋时期，正是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百家争鸣”时期最活跃的阶段。从魏源、林则徐开始，历经公车上书、办清华学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说，包括马列主义。这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为中国的现代社会，造就出了六大类社会精英、杰出人才：一类是思想家；一类是革命家（政治家）；一类是军事家；一类是文艺家；一类是科学家、技术专家；还有一类是搞实业的工业家、企业家、实业家。每一类都有一大群人。

北洋时期官僚资本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首先是北洋军阀官僚接办了清政府官办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继续发展。如著名的江南制造局等军工企业,都转到了北洋政府之手。袁世凯还于1915年在河南筹办了规模较大的巩县兵工厂,在湖南新设了湖南兵工厂等。其次是北洋军阀官僚以私人资本形式投资创办了许多企业。如徐世昌、段祺瑞、黎元洪、曹锟等人投资创办了直隶龙烟铁矿公司(1919年3月),曹锟、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在直隶磁县创办了怡立矿务公司(1920年3月),王士珍、朱启钤、许世英、王克敏等人创办了北京电车公司(1921年6月)等。北洋官僚资本投资除个别外,主要在北方数省,尤以京津地区最为集中北洋军阀官僚还大量投资于金融业。中国自办银行产生于19世纪末,至辛亥革命前共有10家,1912-1917年设立21家,1918-1923年设立93家。

清末时中国对外开放了若干口岸，从上海、广州、宁波、天津、青岛、旅顺等地，涌进了大量的外国资本，洋务运动期间，外国资本已经进入中国，在华办工厂有近1000家。到北洋时期，企业投资属于直接投资，以美国雷麦教授的研究估计，1902—1930年，外国在华企业投资约20亿美元。外国资本主要来自英国、德国、俄国、法国、日本、美国。外国资本几乎在所有的工业领域，同国内的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展开了竞争。

在这个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主要是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此外，火柴、毛纺织、榨油、造纸、玻璃等轻工业，都有一定的发展。重工业在这个期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雇佣30人以上的工厂数为例，1913年共有279家，到1925年增加到1457家，到1929年增加到2532家。因而，被近世商人称之为“黄金时代” 。

民族工业的发展中，涌出了好一些“大王”级的人物，如“面粉大王”、“棉纱大王”荣德生、荣宗敬，还有张謇、周学熙等人、搞化工的范旭东、搞铁路的詹天佑等等的一大批工业家、实业家均出现在这个时期。

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背景之下，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外国资本同台竞争，事实上推动中国的工业化的发展出现了又一个高潮。

第三个是蒋介石。

蒋介石在大陆执政的二十多年中，工业化的进展（在关内）是比较缓慢的，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但还是有了一定的发展。

1927-1936年这个期间，一系列的工业门类也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以棉纺工业为例。棉纺织业始终执工业界之牛耳。1927年全国纱锭数是367.5万枚，至1936年增加到510.3万枚，其中外国资本(绝大多数是日本的，一小部分是英国的)在华工厂所拥有纱锭数，由157.5万枚增加到235.6万枚，增加几乎达50%，在全国纱锭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由42.9%提高到46.2%。

其他如：机器面粉工业、卷烟工业、机器缫丝工业、火柴工业、水泥工业、重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矿冶业、铁路、公路、航运航空等等，也都均有发展。

也曾有人将这十年的工业发展，称之为“民国黄金十年”，虽有溢美，但也反映在那个十年中中国的工业确实有一定的发展。

1937-1945，中国大地上，除了东三省和西南地区的工业末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还有所发展之外，其他地区的工业，总体上讲是几无建树。而日本人占领下的东北虽办出了一定规模的工业，但在1946年却又给苏联人全部打烂，几乎所有的机械装备拆卸运到苏联去了。

1945-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很高，美国人希望中国走民主建国之路，共产党也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普遍希望不打内战，和平建国。不无理由的说，蒋介石在当时更是有条件领导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可惜的是，蒋介石选择了另一条路，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发动内战。

应当说，1937-1949的十几年中，中国的工业化遇到了最大的一次挫折。而蒋介石在大陆执政的二十多年中，总体上讲工业化的进展是比较缓慢的，关内的工业形不成体系，在1949年时，工业化的程度还停留在1936的水平上，如1949年时钢产量不到100万吨。

但蒋介石还是重用了一批搞实业的人，如翁文灏，曾担任过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孙越崎两位知名的企业家、实业家先后继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还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叫卢作孚，是个工业实业家、航运船王，抗战时他的船队将大批的工业机械装备抢运到大后方，保护了中国为数不多的工业实力。当年爱国的工业家实业家企业家们，在1936-1949年期间，在极为不利的环境下，还是在工业化的建设方面做出了一些成就：全国共兴办煤矿、电业、石油、钢铁、有色金属、电工、机械、水泥、化工等各行业企业将近千个，这些企业为支援抗日战争，也为振兴国家民族工业，发展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著名的企业，例如有山西大同煤矿、抚顺矿务局、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唐山钢厂、阜新矿务局、大冶铁矿、萍乡矿务局、丰满电站、玉门油矿、江西钨业、个旧锡业、上海机器厂、天津自行车厂、沈阳机车车辆公司、上海造船公司、本溪水泥厂、鞍山水泥厂、天津化学公司、广东糖业公司等，南京有五家骨干企业也在其中，即南京无线电厂、南京有线电厂、南京电照厂、高压电瓷厂和马鞍山机器厂（马鞍山当时属于南京）。

在这里，我还想稍稍说一说四川这个地区在1949年之前的工业的发展。应当说，在那个年代中，四川地区的工业的发展还是很有特色的（限于篇幅，我就不用史料来说明了，如自贡的盐化工、卢作孚、刘氏家族对四川工商业的贡献等）。由于种种同其他地区不同的原因，四川地区的工业发展起来了，总体上讲还发展的不错，甚至可以说不亚于东南沿海、平津、东北。所以，四川的工业在中国的工业化发展中的特点是应当给以应有的关注的，在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发展时，是值得花点笔墨的。

第四个是毛泽东。

1950年之后，毛泽东及其团队在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上，是花了大力气的，甚至是不惜牺牲农民的利益来发展工业化。因此，在毛泽东时代（1950-1976），中国的工业化得到了很显著的发展，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的工业化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是从1953年开始的。1950年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争取来了第一批156个援助项目，这批项目1952年后的几年中陆续在中国落地，展开了新中国现代工业化建设的序幕。

这里顺便说一下我的一点认知，从苏联争取来的156个援助项目，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不会那么快的落地到中国，说不定要拖上个10年8年的甚至更长，最终能落实多少个项目，应当说，是很不确定的。这是其一；其二，156个援助项目的结构有可能也不是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结构。当年形成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结构并且大部分放在东北，而且是在1952年时比较快的展开建设，完全是为了支持朝鲜战争。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这样的结果改变了1950年后中国工业化发展方式。毛泽东和他的团队原先选择的发展方式是在当时已有的工业结构的基础之上优先发展轻纺工业和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积累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而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一旦展开，苏联为支持中国打仗，加快了156个援助项目的落实并形成了以军工重工业为主的结构，这也就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了。甚至可以说，后来的统购统销、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小三线的工业化布局等等的决策无不与被动地走上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径有关。

1957年后，来自三个方面的力度，让中国的工业化按“重‘重’轻‘轻’”的方略，有着很大的推进：

一是“大跃进”的推动，前后几年间，又有一大批工业项目上马；

二是国防科工、“两弹一星”的目标促使军事工业实现了体系化；

三是实施了“大、小三线”工业布局的战略，一大批工业项目从沿海迁至内地，也更有一大批新的工业项目建设上马，如湖北十堰第二汽车制造厂（现为东风集团）。

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能够反映这个时期工业化发展水平的，是钢产量，1970年中国的钢产量突破2000万吨，从年产粗钢不到100万吨增长到2000万吨，中国用了20年的时间。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超过3000万吨。这是中国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强大支撑。

1949年，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很是值得赞赏的是，在1949年至1953间，毛泽东及他的战友们还是比较清醒的，如作出了许多规定：“不祝寿、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个人命名城市街道、不同马恩列斯并列、死后火化”等等等等，毛泽东称之为“六曰”。遗憾的是还有一条，没有人提出来，那就是，党的主席和国家主席实行最多只能连任两届的任期制。假如，当年毛泽东主动提出这一条并且写入党章与宪法并身体力行，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历史会是怎样的一种进程？我不知道。可惜的是，历史没有假如！毛泽东没作那样的选择，很是可惜。但是，实现工业化的目标是一直不曾放弃和动摇过的、基本上是不曾松懈的。当年，在国务院机构设置中，直接管理工业的就设有十几个部，仅机械工业就有从“一机部”到“八机部”共八个部。

在1949到1977的二十八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工业化确实也取得了较为辉煌的发展和成果，如“两弹一星”；大庆油田达到年产5000万吨；钢产量达3000万吨；万吨水压机等等。我还从《共和国史记》中择其1974一年中的重大建设成就来加以说明：

2月23日 汉江丹口水利枢纽初期工程建成。

3月20日 我国第一艘2.5万吨级浮船坞“黄山号”在上海建成投产。

3月22日 成昆铁路建成通车。

4月23日 医疗器械工业获得较大发展。铁道兵修建青藏、南疆铁路。

5月5日 中国自己设计、制造和安装的大型现代化炼油装置在南京石化厂建成投产。

5月15日 我国在华北东部建成大港油田。

5月16日 广东省枫树坝水电站建成。

7月5日 天津新河船厂建成中国第一艘大型起重船。

7月15日 黄龙滩水电站在湖北建成。

8月15日 自行设计的单机4000马力交直流电传动内燃机车成批生产。

8月31日 大连红旗造船厂建成2.48万吨油轮“大庆61号”。

9月12日 哈尔滨制成30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

9月13日 中国第一座5万吨级油码头在湛江港建成并交付使用。

9月15日 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基本建成。

9月21日 中国一座水槽双壁沉井螺旋式升降的大型煤气储气柜建成。

9月25日 湘黔铁路建成通车。

9月29日 建成又一大油田——胜利油田。

10月2日 上海制成中国最大的竖井钻机。

12月27日 大庆至秦皇岛输油管道建成输油。

在毛泽东时代，还有一件事需要注重地说一下，那就是1972年开始实施的引进“大化肥“大化纤”等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这是中国继50年代引进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之后，第二次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中国利用“四三方案”引进的设备，结合国产设备配套，兴建了26个大型工业项目，总投资约200亿元人民币，至1982年全部投产。其中大化肥项目就有13项：

1、齐鲁第二化肥厂 1974年4月开工，1976年7月建成，投资26303万元；
2、四川化工厂 1974年5月开工，1976年12月建成，投资16012万元；
3、泸州天然气化工厂 1974年4月开工，1977年3月建成，投资20642万元；
4、大庆化肥厂 1974年5月开工，1977年6月建成，投资267447万元；
5、沧州化肥厂 1973年7月开工，1977年12月建成，投资24312万元；
6、辽河化肥厂 1974年6月开工，1977年12月建成，投资34342万元；
7、云南天然气化工厂 1975年1月开工，1977年12月建成，投资18759万元。
8、栖霞山化肥厂 1974年9月开工，1978年10月建成，投资32128万元；
9、安庆化肥厂 1974年3月开工，1978年12月建成，投资40526万元；
10、赤水河天然气化肥厂 1976年1月开工，1978年12月建成，投资17185万元；
11、洞庭氮肥厂 1974年4月开工，1979年7月建成，投资31329万元；
12、湖北化肥厂 1974年10月开工，1979年8月建成，投资29875万元；
13、广州化肥厂 1974年12月开工，1982年10月建成，投资50739万元；

1950到1977的二十八年中的中国工业发展成就人们是耳熟能详、有目共睹的了，也无须再多费笔墨的了，总体上讲，最最令人感到欣慰、称道的是在中国建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当你的选择与历史潮流相违逆，仅仅有朴素的感情和一种执着，只能是适得其反。但不管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其中的各类因素作出何种的选择，总的方向，也就是工业化的发展方向、发展大势是始终不变的。中国的工业化经过1950-1977这二十八年的反复、曲折的前行，虽然从总体上讲，工业化、城市化的实现程度还不是很理想，但能够建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也确实是很了不起的发展，在那样的条件下，在工业化的建设方面取得了让全世界瞩目的发展和成果，是很不容易的。

第五个是邓小平。

对邓公的评价很多很多。而我的评价是他和以他为代表的一大帮人（包括华国锋、叶剑英、陈云、胡耀邦、赵紫阳、习仲勋、谷牧等等），虽然不是很情愿的，但还是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大势，力排众议地（1984年）、坚持地（1992年）选择了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方式，选择了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机制，让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在1977-2000年的二十多年中加快了前行的步伐，基本上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

正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大势的驱动之下，从1977开始，中国的工业化真正步入快车道。

1977一1982年期间，在大干快上、建设十个大庆、十个鞍钢、十个大化纤的规划推动下，又上马投产了一大批项目，如宝钢、金山石化等；

改革开放后，在建设四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和引进外资的战略引导下，大批的轻工业、机械加工类、家电类、建材类、电子类等等的工业项目在中国的东部遍地开花。

再经过近20年的时间，到2000年时，国有工业（包括军事工业）、民营工业、个体工业、中外合资工业、外商独资工业，相互竞争，齐头并进，遍及各个行业；同时也遍及全国各省区，30 个省市区，均已形成各自的工业体系。

伴随工业化的发展，房地产业更是高歌猛进；特别是1992 年之后，中国的房地产业出现了一个近三十年的高速度发展的时期，发展的结果是给人们的视觉产生了震憾，1千几百座的城市被建设成高楼林立、交通发达、服务业齐全的现代化城市。在市区居住人口规模15万以上的1千几百座城市中生活就业居住的总人口已经占全国总人口的60以上。

这个时期，工业化、城市化交织在一起，虽然在发展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有一些还很严峻的问题，但在总体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驾齐驱，沿着一条客观规律，在数亿劳动者的个性的能量（劳动力）得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自由释放的推动之下，在完成着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顺应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

1977-2000年中国所以能够基本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是由于展开着一场转变，是在作出一次新的选择的结果：很不情愿地走向以“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这场转变、这种选择事实上从1972年就悄然地开始了，只是动作比较小，又常有反复。到1977年，以成套设备引进、技术引进为主要形式的对外开放，力度与规模已经不小了。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以华国锋为首，组织了多个代表团出访，这些引进来与走出去，中国的大门也就被打开了。以习仲勋、谷牧、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人在这其间发挥出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978年底，1979年及以后，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一种新的选择的势头形成了。这一选择一旦成势，那也是势不可挡！为什么？因为这个选择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历史潮流，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是绕不过去的，不管你是情愿还是不情愿。

2000年时，中国已经是工业大国，号称全世界的制造工厂，拥有无比庞大的制造加工生产能力，没有什么工业品中国不能生产。全国总和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工业体系，如钢铁工业，2000已有近2亿吨的生产能力，而到了2020年增长到10多亿吨的生产能力；服装工业仅衬衫一类就形成了年产数十亿件的生产能力。正是有了这样一个无比庞大的工业制造业体系和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并进入了工业产品普遍过剩的时期。

在2000年时，中国虽然从整体上已基本上实现了工业化，但质量上并不高，整体的技术水平也不算高，算上是一个粗放型的工业化。而中国的工业化在2000年-2020年这个时期，获得了相对比较下的高质量的发展，这个时期可算是后工业化时代。

为什么说2000-2020这个时期是后工业化时代？是因为这个时期是工业化的后期与信息化的初期交织在一起。在2000-2020这个时期，中国人很幸运，信息化、数字化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到 2021年，信息化、数字化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比重已高达40%）。从基础建设到各领域的应用，几乎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处于国际最先进的行列，这更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赋有时代特质的信息化基础。是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了中国工业化实现了高质量发展。

    应当说，2000-2020的二十年，比前二十年发展得更好。现在回过头来看，人们不要忘却，是信息化的强大推动力使然。

在世纪之交的历史时期，也就是2000年时，中国传统型的工业化发展之路已经到了必须转型的时候了，但转型却困难重重，靠自身的被动的转型，取得较为理想的高质量的成功，可能性并不大，东北就是一个例子。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中国的工业化发展的转型就遇到了严峻的障碍。因为工业化的发展中有一个技术进步转型周期的规律：一般而言，三十年，是新型技术的迭代更新的一个周期；而当年中国的工业体系中主要的技术装备水平是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末期形成的，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时，已到了应当整体性的技术转型升级的时期，而由于种种的原因，中国的工业体系并没有去积极地应对这个要求。所以，几年后，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有工业企业大范围的出现问题，工人大规模的下岗失业，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但值得庆幸的是，也就是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信息化起势了，一大批围绕着信息化的新型工业门类发展起来了，这给中国的工业化注入了强劲的推动力，一方面推动了一大批新型工业门类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信息化推动了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相当大的数量的传统的工业企业实现了转型升级（如沈阳机床厂），从而保证了中国的工业化在一个比较高的质量上前行。如若没有这个历史机遇，如若没有信息化的技术革命，如若中国没有抓住信息化技术革命的机遇，那中国的工业化整体上还一定是在低水平、粗放型的层次上运行。远不可能有现如今这样的强大。

对信息化、数字化，切切不要简单地从纯技术、纯经济的角度来思考，而要认识到是整个社会通透型的转变。信息化在中国前行得很成功，成效巨大，所产生的对全社会的推动与改变是有目共睹的。其中就包括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在较高的质量上得到完成。当然也更为中国较早地进入到高度发达的信息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曾国藩到袁世凯，再到蒋介石，又再到毛泽东、邓小平。

从1860到2000，再到2020年，中国的工业化整整走过160年。

假如他们中有一个人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中国的历史肯定就要改写。这几位大人物，每一位都不是只认一“家”死理的人，作出的选择也是各有其多重因素。但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很多值得思索的东西。每个人无法选择历史，却有可能在历史的演进中选择自己。但他们无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都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总的方向，只是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曲折。其实历史的发展也总是千迴百转的，在其中那些具有特征性的代表性人物的出现，既有其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中国的工业化，就是在那种种艰难的历史进程中，在那些历史性人物有时正确的选择有时不正确的选择中，在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与个人（及其团队）选择的相互作用下，一步一步地朝着既定的目标前行。

不无理由地说，从1953年到2020的六十多年，特别是1973年后的几十年，将过去约120-140年中因不恰当的选择丢失掉的给抢了回来。这个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工业化、城市化的不可逆。中国的工业化被压抑的比较久，城市化被压抑的更久。压抑久了，一旦有了契机，就会出现反弹，出现爆发性的增长。

爆发式地增长，其实是历史发展中人的能量在压抑与积聚相互作用下在某个时间点上出现的结果。若没有那些压抑性的因素，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将在一种渐进的过程前行，经过160年左右，说不定也有可能达到现如今的程度。然而，历史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线性的，故而，出现过低潮，出现过曲折，更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将积聚了近一百几十年的能量，在后几十年的时间中集中地释放出来了。政治、政党、政府的最大的正面作用，就是抓住了契机，顺应了大势。仅此而已！这就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不可逆，是挡也挡不住的。代表性人物的选择，每个人的选择，最正确的，是顺乎其发展的必然性，“顺势而为”！工业化如此、城市化如此，其他方面亦然！

表面上看，代表性的人物及团队所作出的选择及产生的作用显得是那么的“伟大”，似乎真的是“英雄造时势”了。其实不然，而是“时势造英雄”！顺势而为，则工业化发展的快一些，若逆势而动，工业化的发展则缓慢一些，而大的方向，大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工业化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逆的运动。同样，信息化也还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不可逆的运动。

南京有个晨光机器厂，晨光机器厂前身就是洋务运动时创办金陵制造局。

金陵机器制造局诞生于1865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李鸿章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外扫帚巷东首西天寺的废墟上兴建厂房，开办金陵机器制造局。1888年，金陵机器制造局制造出中国第一门带车轮移动的架退克鲁森式膛炮，声名远扬。

1929年，金陵机器局改称为金陵兵工厂。

1937年，金陵兵工厂西迁重庆，1938年更名为第201工厂。

1946年，第201工厂迁回南京原址，更名为第60工厂。

1952年，改名为“华东军械工厂”。

1957年，以“国营晨光机器厂”为第二厂名。

1980年，改称为“南京晨光机器厂”。

1996年，改制为“南京晨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在信息化、数字化的环境中，“金陵制造局”重开大门，变身为“晨光1865文化创意产业园”。

而这块原“扫帚巷东首西天寺”的厂区，也就成为了中国工业化发展历史的博物馆，成为160年来中国工业化发展过程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