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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有两组十六个字的用语很是值得人回味：一组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一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早是西汉时董仲舒提出的。元光元年（前134年）汉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早是谁提出的？

“百家争鸣”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中，用来描述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说相互争论的局面。当然“百家争鸣”只是虚指，不是正好有一百个人，而是泛指有很多流派。

“百花齐放”这个词中最早出自清·李汝珍《镜花缘》第三回：“百花仙子只顾在此著棋；哪知下界帝王忽有御旨命他百花齐放。” 后人常以“百花齐放”用来比喻各种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艺术自由发展，也形容艺术界的繁荣景象。

完整的将这两词并用的是毛泽东。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他还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组词，如果仅仅是在文化艺术、科学学术领域的一种争论，也不值得引来历史上那么多的关注。问题是在中国2500多年的长河中，这两组词作为两种不同的执政理念、不同的思想管理方式和中央集权统治能否维系、政治清明与否、朝代兴亡更替密切联系在一起。有的时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式盛兴一时，更多的时期，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方式占主导地位。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可以说，就是“百家争鸣”与“罢黜百家”不断交替并存地演进。

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奇斗艳，大几百年。这个时期算得上是出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最好的条件和氛围。在这个时期，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应运出现了，这就是“士”。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很多是有学问有才能的人，有的是通晓天文、历算、地理等方面知识的学者，有的是政治、军事的杰出人才，有的是思想、哲学、医学方面的杰出人才。这个时代出了多少杰出人才？数不胜数。仅仅被后人树为“子”的，就有几十个：老子、庄子、墨子、管子、荀子、孔子、孟子、韩非子等等，还有军事理论大家如孙子、鬼谷子等，还有医学大家扁鹊。

自秦始皇始，实现了中央集权的体制。可以这么说，秦始皇统治时为服从他的统治需要，很是想只允许一种思想与他的统治相结合。他对儒学很不待见，发生了“焚书坑儒”一类的事，而对法家的东西则是推崇备至。

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是相适应，故而很受汉武帝赏识。可以说，这正中了汉武帝的下怀，同意并推行了。自此，儒家学说就成为中国2000多年来大大小小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秦始皇和汉武帝如出一辙，只是“独尊”的对象不同罢了。其实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没做到“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秦始皇在位时间不长，还来不及做到“独尊一术”，而在汉代也并没做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开了先河。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要践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并不能完全做到。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在唐代道、佛家思想盛行，儒家思想并不能独尊于一家。而到了宋，经“程朱理学”的发展，儒学成体系了。但宋代的思想流派也可谓是百花齐放，理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学派而已。儒学、理学真正成为“正统”“独尊”，是在元朝时期正式被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明朝继之，清朝更甚。

清末民初时，中国又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从魏源、林则徐开始，历经洋务运动、公车上书、办清华学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所不同的是，这个时期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说，包括马列主义。这个“百家争鸣”的时期，为中国的现代社会，造就出了大批大批各类各类的社会精英、杰出人才：有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有科学家、技术专家；有企业家、实业家；还有军事家、战略家；还有学术、理论领域的诸多的大师级的人，再有的就是文学家、各类的艺术家。每一类都有一大群人，也都创作出大量的经典。有好多人，身兼数家。而最最杰出的人，应当算是毛泽东，毛泽东是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军事家、大文学家（大诗人），还有人说他是“科学家”，“毛粒子”，就是对他在物理科学中的创见的称誉，这么说来，算是半个大科学家并不为过。

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词的影响甚为深远：“变法”。历史上有多次变法，著名的有：

“商鞅变法”。“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篇》）。商鞅变法是中国古代一次成功的变革，他让秦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并且为以后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而且确定了法治的思想。

 “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但最终没有成功。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但是，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变法中也有许多问题，一旦支持变法的皇帝宋神宗去世，这场变法也以失败而告终。

“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皇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但因变法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利益而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等发动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法国、日本，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历时103天的变法失败。

“变法”，可否理解为用新的思想来替代旧的思想，用新思想引发的新体制取代旧体制。常常是在变法初时出现“百家争鸣”小局面，变法成功（失败）后就又“独尊一术”了。

要我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开国皇帝在打江山时，奉行尊从的主要是老子等等的思想；秦始皇如此，汉刘邦、唐太宗、赵光胤、朱元璋、成吉思汗、皇太极莫不如此；而只要是坐稳了江山，就要独尊儒术了；历朝历代，也莫不如此。但秦始皇、毛泽东除外，他们坐了江山后，反而更加地反孔。但他们依然是在选择一种思想“独尊一术”来达到一统天下。

中国的历史就在这种“罢黜百家”与“百家争鸣”交替并存中前行，当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虽然不能完全做到，却是占主导地位、统治地位。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四个人物的行为、思想也表现出“罢黜百家”与“百家争鸣”交替并存的演化：

灭了太平军后，左宗堂等人曾劝说曾国藩反清取而代之，可曾国藩没听。曾国藩选择的是忠于大清皇帝。1926年，一个叫黑尔的美国人写了一部《曾国藩》的书，称曾国藩是“远东的华盛顿”；曾国藩不曾去做皇帝，却留下了一个“曾文正公”，培养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末民初中国能够出现了一个“百家争鸣”的局面，与曾国藩大有联系，是在曾国藩不自觉的推动之下而形成。“洋务运动”的发生，不仅对推动了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个高潮，同时，也将大量西方文化中引入到中国，促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从而催生出后来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在曾国藩时期，培养出了一大批中华民族的精英。

1912-1913年，袁世凯当了民国的大总统，肯定有各种思想流派的人向他进言，结果他听了杨度和袁克定等人的话，1915年12 月，恢复帝制，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其实，他是有条件推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而袁世凯当政及整个北洋时期，正是清末民初中国再一次“百家争鸣”时期最活跃的阶段，正如前面所言，大批大批的人才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这同袁世凯也大有关联，袁世凯这个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也有相当的兼容性，更有选择的多元性。从一定意义上讲，由于这个人物的复杂性，还有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之下，导致了他当政和死后的中国的军阀混乱的局面，也让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百家争鸣”的活跃，也就为大批大批的各式各类的人才的涌出创造了机会。

1945-1946年，抗日战争胜利了，蒋介石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很高，国际上好些人希望中国走民主建国之路，共产党也希望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全国人普遍希望不打内战，和平建国。不无理由的说，蒋介石在当时更是有条件领导中国实现民主宪政的。可惜的是，蒋介石选择了另一条路，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党专政，一人独裁，发动内战。蒋介石这个人也比较复杂，他很推崇曾国藩，却没有曾国藩的气量、才识与谋略。蒋介石独裁，但只是在政治、军事方面独裁，却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理论学术等诸多方面想独裁却独裁不了。故而，在蒋介石时代，清末民初“百家争鸣”的局面虽受到了打压，却还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势头。再加遇到了毛泽东这个比他高的对手。蒋介石的倒行逆施，从另一个角度成就了共产党，成就了毛泽东，也成就一大批人才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此时国内、国际的形势均很不错，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若顺势而为，只要确定党中央的主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只能连任两个任期的制度，那中国也就有了新民主主义并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和国的宪政体制了。可毛泽东没作这样的选择，很是可惜。完整的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毛泽东，但实行的却不好。毛泽东还是接受并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方式。提倡独尊“毛泽东思想”的是刘少奇，继后还有柯庆施、林彪，推波助澜的是周恩来。这形成了一种惯性，故而，70多年来，并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条件。然而，毛泽东不仅完整地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毛泽东的所作所为却从多个方面却为中国未来社会的“立人”打下了基础、铺好了路、培养和影响着几代人甚至更远更远。

假如他们中有一个人作出了另一种选择，那中国的历史肯定就要改写。然而，历史没有“假如”；这几位大人物，每一位都不是只认一“家”死理的人，作出的选择也是各有其多重因素。但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很多值得思索的东西。

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是博大精深，这没什么么奇怪的，上下五千年、历经几百个皇帝、哪朝哪代，都出了些大学者、大思想家、大理论家，还出现了一个一个的“集大成者”，号称“大师”。民国以来，中国出了多少个“大师”？没人能数得过来。能不博大精深吗？！浩如烟海、汗牛充栋！

应当说，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百家争鸣”的结果。主要是在三个时期的“百家争鸣”，才造就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辉煌：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宋代时期；三是清末民初时期。按“独尊一术”的方式，是不可能给我们造就出来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的。或者说，是在“百家争鸣”与“罢黜百家”的长达2000多年的纷争中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

我们后人，面对着这样一个传统文化，很是值得骄傲。同时又犯了难，如何学习、继承？又如何创新、发展？简言之，我们应当听从哪一家、哪一派、哪一个大师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上如何取舍、谁优谁劣，笔墨管司也打了两千年了，莫衷一是。

对孔孟儒学，推崇备至者甚多，全盘否定者亦不少。但对老子的学说，全盘否定者倒不多见，持一般性否定态度的也不多见。但有很多人虽不否定却同老子的东西保持相当的距离，“敬而远之”！他们是什么人？是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有话语权的人。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从不注重宣传老子的东西，这是中国历史上比较诡异的现象。他们大力宣传的是经过那些有话语权的人诠释后的孔子、儒家的学说，并借助于统治阶层的力量“独尊”之。久而久之，这样的儒学同大众近了，道学及其他理论同大众远了。这种状态害人不浅！最大最深远的伤害是让中国人“腰”受了伤，立不直了！被那些有话语权的人诠释后的孔子、儒家的学说，纵有千番道理，但有一点的负面影响是太深了的，那就是：这种学说，极力主张人身依附，让中国人只能始终弯着腰，站立不起来！

2012年，中国又走了一位号称“大师”名叫南怀瑾的人，他有九个字值得一提：“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我从中看到他对老子道学不一般的评价：“道为骨”。我的理解是，道学、老子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骨骼。也就是说，正是道学的精华，才能真正地让中国文化能够立得起来，如若没有这个骨骼性的理论，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一个趴着的文化体系。一个趴着的文化体系，是不可能达到“立人”的效果的，老子的思想，是立人的文化；而孔子的学说，是人身依附的文化。中国自西汉后的2000多年来，主流上是按人身依附的文化来育人的，所以，立不成完整的人，立不成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立不成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能够“立人”的理论、学说，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毛泽东早期在思考中国未来社会形态时，曾对《老子》一书下过功夫，毛泽东后来的思想，同老子的思想有着相当深远的联系。他从老子那里领悟的东西，非常人所能相比。从毛泽东的著作中引用大量的典故中，可以看出他对老子思想的精华深得其妙。

有人说，毛泽东对孔夫子从早期的尊崇到晚年的全盘否定，这是不准确的。毛泽东对孔子的某些言论、观点常常表现出赞赏、推崇，但对孔夫子整体上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持否定的。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写了首打油诗调侃郭沫若：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别看是打油诗，分量却字字千钧。随后8月5日，毛主席又写了七律一首，题目是《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这就是毛泽东对孔子的认知。坐了江山的最高领导人很少有像毛泽东这样反孔的（秦始皇除外），“孔学名高实秕糠”，这是何等的评价！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倒是和孔子本人对自己的评价有相似之处。史籍中有一个“孔子问礼”的典故。孔子向老子问礼后，回到鲁国，众弟子问道：“先生拜访老子，可得见乎？”孔子道：“见之！”弟子问。“老子何样？”孔子道：“鸟，我知它能飞；鱼，吾知它能游；兽，我知它能走。走者可用网缚之，游者可用钩钓之，飞者可用箭取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以？龙乘风云而上九天也！吾所见老子也，其犹龙乎？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如蛇之随时屈伸，如龙之应时变化。老聃，真吾师也！”将孔子的这番话换一说法：老子的学问是“米”，而孔子的学问只是“秕糠”。

我有一个观点，孔老夫子的东西，上升到做人的一种规范，可用来指导人的思想、协调人与人之间关系，约束人的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需要的；同时，这也是孔老夫子的东西为统治者们所喜欢的根本所在。但是，一旦超出了上述这个范围，如：在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协调人与事及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按平等原则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诸多社会结构中重大的方面，孔老夫子的东西，作用力就明显地不及老子的学说了。网上有一位先生说：“我们若将《道德经》与《论语》相比，前者是以‘万’为单位思考问题的，而《论语》则是以3-5个人小规模思考问题的。”

老子的思想，则是高于孔子好多好多了，不是一个层次上的道理。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并不是不作为，而是要顺其自然，不可强为，不与民争，充分尊重民众的创造力。“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种理念质朴、高端、而不失现代化和自组织性。

    中国自西汉后的2000多年来，主流上是人身依附的文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完成不了“立人”的大任。同样，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大部分的时间也没有承担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任，虽然，好多好多的人及社团、政党都期望新的文化担当起这个重任，可还是出现好多好多事与愿违的结果。

“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思想文化、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充分必要的条件和氛围，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人的整体的素质普遍地高，其结果自然是：人才辈出，文化产品、精神产品、理论产品硕果累累，文化积累丰厚。但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作为充分必要的条件和氛围，并不是存在于所有时期，甚至是在不多的时期中存在。而在更多的时期中，文化是在“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高压之中行进的，一旦在“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条件和氛围中，自然也就没有了思想文化、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所需要的好环境了。

    远的不说，建国后的70 多年来，期望思想文化、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是从没放弃过的。完整的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是毛泽东，但实行的却不好。毛泽东还是接受并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一术”的统治方式。故而，70多年来，并没有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样的环境和氛围。

建国后，文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被组织起来了。建国前，所有文艺团体、文艺人员是在无组织状态下自由散漫纯市场化的生存、创作、服务、发展；建国后，党和政府将所有的文艺团体、文艺人员全部地组织起来了，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甚至还有乡级，如中国京剧团、北京京剧团等等，归口政府的各级文化部门管理，还成立了若干文艺协会，如京剧艺术家协会、作家协会等等，将所有文艺协会联合起来，还成立了一个名叫文化艺术联合会，简称叫“文联”，也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设置。文艺团体为文化事业单位，文艺人员皆为文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当于国家干部。文艺团体、文艺协会的经费由政府财政拨款，文艺人员的工资由政府拨款单位按月发放。这种组织起来的方式，对所有的文艺人员来说，十分的新鲜，也感到温暖，更感到安全有依靠了。当然，自然地也就要服从统一的管理，包括思想的统一。

在这种组织体系、组织方式之下，文化界发生了很多很多的故事。在中国的八大文化艺术中，京剧和音乐恐怕是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门类。在这两个门类中发生的故事也最多。突出的是1963-1965年，中国文艺舞台上出现两件大事，

一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成功上演；

一是作为京剧革命成果的八个样板戏陆续公演；

一个是周恩来作为事实上的总导演；

一个是毛泽东夫人江青主导，亲力亲为的结果。

政治上的耐人寻味这里就不再说它了。单从艺术上讲，这两件事均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以说是“红歌”的集大成者，后来的文革时期、90年代后期到近年间的各地各种类型唱红歌活动，都没有超过《东方红》的；京剧革命、八个样板戏对京剧艺术、芭蕾舞艺术的创新、发展，是得到各层次人所公认的，50年后，至今还在民众中广为传唱，也可以说，虽然90年代后期到现在，京剧作为国粹再度出现全面性的“热”，但从艺术创新上还没有出现超过京剧革命样板戏的新剧目、新成就的。

然而，站在历史的角度，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八个“样板戏”，是两朵耀眼夺目的花，但仅仅只有这两朵花，或者说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要按这两朵花的模式绽放，那可就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了。更为甚者，这些文化产品，服从的是“人身依附的文化”的逻辑，依然没有跳出“按人身依附的文化来育人”的逻辑。

文化艺术的继承、创新、发展，根源于生活，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有耀眼的东西出现；他们是人创造的，是一代一代对艺术不懈追求的、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坚持坚守的哪些人推陈出新的结果。“学术上百家争鸣；艺术上百花齐放”。这个提法、这个方针，确实很好，但要想做到，确实很难。因为文化艺术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最为直接，他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

从长远上讲，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从近期而言，让人讲话天就能塌得下来！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1957年开始时让人讲话，畅所欲言，当时就有人高调说：“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可没有过几个月，“大有天要塌了下来”的势头，就不能让那些人再讲话了，随后再给他们戴上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那就更没有讲话的权力了。文革时，大批“反动学术权威”、将大批的文学、文艺作品定性为“毒草”。学术上没有了百家争鸣，艺术上没有了百花齐放，达到了高度统一的一个声音。

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开始，文化艺术领域的局面开始转变。“于无声处”的话剧、“伤痕”文学的出现、传统戏剧一系列经典剧目的重演等等，有恢复性的，也有创新性的。在近三十年来，在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中，在有了多元的生活氛围的环境中，应当承认，中国的文化事业出现了相当程度的百花齐放的局面，说他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并不为过；特别是电视传播方式与被称之为第九艺术即新媒体网络媒体更是出现了蓬勃之势；民间自发的文化艺术活动那更是大大的普及了，如服装模特、广场舞、公园音乐会、摄影爱好者、自由音乐诗歌创作者、自由撰稿人绘画人、网络作家、网络直播等等等等。只是经典级的不多、大师级的人没见着，打压的事件时有发生，一名话，相当自由了，但还不够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倘没有形成。有两个反差极大的倾向：一个以“钱”为标准，以收入的多少论优劣，有一个排行榜，影视明星的年收入排行榜；另一个是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外松内紧”，管控甚严。

然而，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纯粹的“罢黜百家”，再强权的人，都罢黜不了！这就是文化的力量！但是，如何才能够做到“学术上百家争鸣，艺术上百花齐放”，确实是很难很难的事。而没有这一点， “立人”的效果是难能理想的。而“学术上百家争鸣，艺术上百花齐放”，可能要放在“人的再生产”的高度上来研究、来思索。

就文化发展所需要的氛围与环境而言，在毛泽东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互矛盾的毛泽东，他一方面反孔，反对人身依附，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自由；而另一方面，他又在极力推崇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唯一性，最终发展到对个人崇拜的无限化，也在实际上促成了了领袖个人帝王化的再现。他的继承者们,虽然在培养接班人的“标准”上与时俱进地作了调整，但始终没有跳出“按人身依附的文化来育人”的逻辑。

信息化的条件下，文化的再生产出现两个转变：一个是文化传播方式的转变，网络的传播方式已成为主导方式，它将其他传播方式统统集成起来了。另一个是文化创作的主体大众化了，依托网络这个大平台，几乎人人都可以进行文化产品的创作和发布。我在浙江万里学院走访时遇到一个拍电影的大学生创业者，他告诉我，他大一时就利用业余时间拍电影，最多时一年拍好几部片子，他拍的题材大多是校园、爱情、时尚一类的作品。不是什么大制作，组织起来也不是很复杂，也不用名演员，一部片子少则几十万，多则二百万。拍好后，放到腾讯的视频上去，按点击量分成。读大学时，他就成立了一家文化性的公司，大学毕业后，就专门从事这个职业。连“拍电影”这类相对高端的文化创作行为，一个在校的大学生都能投入其中，可见，在网络的推动下，“文化创作的主体大众化”已是发展到何等的程度了。

这两个转变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可以看得到，有了互联网，有了信息化，文化领域的百花齐放，学术领域的百家争鸣是无可扭转的趋势。

说到这里，有必要提出并回答一个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环境和氛围，是可以在理论上设定的吗？是可以由一部分人为了某种设定而创造出来的吗？

恐怕不是！一定不是！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历史上所出现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时期，都不是由什么理论设定的，更不是由那一部分人刻意地创造的。春秋战国时期，清末民初时期，有一个共同点：乱！无序！换言之，是社会管理阶层管理失控的时期。也可以这么地来说：是在那些个时期中，出现了大量的自组织状态，是历史演化过程中的自然自发形成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持续了一个时期，春秋战国时期长一些，有几百年，而清末民初时期，只有几十年。

历史的发展有其必然性，历史的选择又有了太多的偶然性，常常是既成事实后，就成为必然的了。尤如长江一样，大江东去归大海，这是任何力量都改变不了的，是必然的，但东去的路却不是笔直的，而是曲里拐弯的，为什么在一个地方要拐弯是有原因的，常常是受一些偶然的因素所影响，但最终还是要向东的。向东，是长江的大方向，流入大海是江水的归宿。

这就是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什么时间才可以自由了呢？人们期待着的是信息化的时代。

信息化来了，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进程有可能大大地加快：

譬如说，在有信息化、互联网的环境中，在有新媒体、自媒体、超媒体等等功能的支持下，在将来的“元宇宙”、“天地互联”的技术方式的支持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已是无法控制的了，虽然还有可能发生类似 “罢黜”的举措，但力度和结果已弱化的很了，更改变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势所趋和人在其中的不断自由。

信息化来了，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进程确实是在大大地加快：

譬如说，在信息化、互联网的环境中，在“元宇宙”的环境下，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将实现高度融合，人真的拥有了“千里眼”、“顺风耳”，能够“穿越时空”、“拉近历史”、“沉浸现实”，在“天地互联”的环境下，必将打破了许多自然与社会中所形成的大量的局限与限制，人类社会必将出现了一个协同集成趋同化的大势，在其中，奖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创造出更好的氛围，人将得到的是更加的自由。

可以说，当有了信息化，当人类社会进入到高度发达的信息化时代，那些自然自发形成的一种氛围，那些自组织状态，那些“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需要的环境与条件就将渐渐地具备了。

信息化，讲究的是一个“生态”，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化的相互作用相互支持的协同集成的“生态”。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角度，这个自然生成的“生态”，就是思想文化、理论学术、文学艺术得到自由发展的最好的条件和环境。

信息化，不仅仅将所有的人、所有的主体“网”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化是在很自然地推动一个个人成为独立的人、自由的人、平等的人、乐意接受新事物并具有创新意识的人。这是信息化蘊育的公平、共享、协同、机会均等、追求创新的内涵，对人的发展潜移默化的产生着影响与作用。同时，信息化所拥有的强大的协同集成功能，自然地建构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平台。信息化作为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平台、大环境，并不是什么人、什么社会团体、什么政党为着什么什么的目的而设定的，而是在信息化的发展中自然生成的。

人们都说2021年是“元宇宙”元年。从1994的互联网元年、电子商务元年，到2021 “元宇宙”元年，28年的信息化已经实现了多次的迭代和更新，信息化已经发展到“元宇宙”的新的平台架构了。“元宇宙”是什么？ “元宇宙”是在智能化、数字化基础之上，充分运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融合，是一个新的社会时代。很显然，“元宇宙”是信息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阶段。而“元宇宙”到来，展开了一个新环境，区块链技术中的“去中心化”，更进一步诠释了“元宇宙”这个新环境的“自组织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自然的结局！

    按人们用“社会新时代”来认识“元宇宙”和凯文·凯利在《失控》中对互联网的相当精准的预测，还有那句“最美妙的结局”的感慨，无不在充分地证实：在信息化的发展中将自然生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现代的、最智慧化的“自组织化”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