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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本来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是对一切宏观微观物质运动的描述。能量是物质运动的量化转换。相应于不同形式的运动，能量分为机械能、分子内能、电能、化学能、原子能、内能等，亦简称能。

当然，人们也用能量这个词来比喻人所能发挥的能力和作用。艾青《光的赞歌》之七：“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人是银河星云中的一粒微尘，每一粒微尘都有自己的能量，无数的微尘汇集成一片光明。”

当下，不知从何时开始，可能是在一种引领之下，人们时常地、热衷地用“正能量”、“负能量”来表达社会现象。能量，变成了社会学的一个名词了。

人的能量，是需要释放的。可以这么说，人类社会中所有的行为与结晶，都是人的能量释放的方式与结果。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能量，集合为一个群体，就形成群体能量，全人类能量的聚合，无疑是巨之又巨的了。人的能量自然要有释放的渠道和方式，也就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尽相同的各式各样的选择。

用“人的能量的释放方式及其选择”这个视角来剖析历史与现实，是我在二十多年前思考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原因时触及到的。那时我在想，1966年的“文革”把当年在校的大学、中学的学生，用“红卫兵”的方式组织起来投身于一场运动，将他们的潜在的能量按一种需要释放了出来，并且形成了一种惯性。“红卫兵”的方式，应当算是自发的、自组织化而形成的一种组织。1968年下半年时，这几百万人的似无组织又有组织的能量、这一惯性聚集在几十个上百座城市中，极有可能转化成为极不稳定的、不可控制的、破坏性极大的巨大的能量。共产党人深知这个能量所蕴藏的是什么样的力度！

怎么办？

毛泽东想出了个高招：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到那里去“继续革命”！于是，一场让初高中学生上山下乡的运动便堂而皇之地在全国普遍展开了。几个月中，大几百万16-22岁的中学生离开了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分四面八方去了广阔的农村。他们中有一小部分相对集中的到了农（林）场、农垦兵团，大部分是几个人一组甚至一两个人一组，被分散地插入到农村几十上百万个生产队落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原先聚集在几十个上百座城市，每个城市中都有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红卫兵”及其组织，在这场上山下乡的运动中，悄然地被打散了，他们的本来聚集着的似有组织又无组织的能量也悄然地稀释了。

“高，实在是高！”

所以我说，毛泽东是运用时间因素改变时空结构的高人。

而我却从中悟出了“人的能量释放方式的选择”这一理论视角。

在1945年前的两千多年的人类历史上，不停的在发生战争，战争，是释放人类能量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年代中找不到释放人类能量的其他方式，战争就成了释放人类能量的最重要的方式。读一读中国历史，读一读世界历史，1945年前的历史，不无理由的说，是一部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历史。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局部战争从未间断，但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没发生过，即便是局部战争，同1945年前的历史相比，也少得多了。而为什么会是这么个局面？人们的解释会是多种多样。而我要说的是，是因为人类选择了好一些和平的、智慧的、理性的释放人类能量的新方式。

最显著的，就是全球性的在竞技体育推动下的广泛性的体育运动，对释放人的能量选择了一种非常好的方式。

以我国为例，建国后，毛泽东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选了个元帅贺龙来担任体委主任。这个贺龙元帅很能来事，把全国的体育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最普遍的表现方式是大办运动会，学校、厂矿、行业、县、市、省，运动会在全国各级行政区各行业普遍地开展，直到全国性的运动会，第一届全国运动会1959年在北京举办，至今已办了十几届。这普遍性的举办运动会，就成了中国发展体育事业的主要形式。再一种方式，是从小学开始，各级学校教学中设有体育课，还要考核，在每个学期的成绩报告书中，计入体育课的成绩评价。如此种种，人民大众的体质确实得到了提高。同时，人的能量也找到了一种有效释放的方式。

上面说的是全民性的健身性的体育，它的作用大多是潜在的、大众化的；从更有力度地释放人的能量的角度，那倒是竞技体育产生着巨大而积极的作用。

建国后，我国在组织全民性的健身体育活动、在组织各类运动会的同时，还积极地参与各类全球性的体育竞赛。全国运动会、各项运动的全国锦标赛等是和国际性的体育竞赛活动直接对接的。

最早在国际上取得辉煌成绩的是乒乓球运动，乒乓球是体育运动中最小的球，从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荣国团拿到第一个男子单打冠军之后，中国一直是问鼎世界乒乓球赛场，长盛不衰，曾连续好几届实现大满贯，涌出了一代一代的乒乓球运动健将；最为令人惊叹的是，在1971年，庄则栋的一个无意之举，促成了小球（乒乓球）转动大球（推动了中美关系解冻）的世界性大事。

中国女子排球队曾在1981年和1985年世界杯、1982年和1986年世锦赛、1984年奥运会上夺得冠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五连冠”，她们的拼搏，铸就了一个“女排精神”

许海峰1984年7月30日在第23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以566环的成绩获自选手枪慢射金牌。这是我国奥运史上的第一个冠军，自此之后，在历届的奥运会上，中国的奖牌总数均名列前茅，成为体育强国。

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各项体育运动竞赛是全球性的，竞赛的类别也很多，广泛地组织动员了各个国家的人参与运动、参与竞赛、参与组织、参与服务。全球参加各级各类的竞技体育的人数是一个庞大的量，一共有多少人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运动之中，无法统计，恐怕要比全世界的军队的人数多得多。从这个意义讲，以奥林匹克为代表的各类体育运动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类可能用于战争的能量转移了。将原先用于战争的人的能量转移到全球性、全民性的体育运动上来，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人性化的选择。

军事军备竞赛也是人类释放能量的一种方式。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几乎所有的重型武器都不是我国自己制造的，而到了1956年10月1日国庆阅兵式上，常规性的重型武器，我国基本上都能自己制造了。

接下来，受国内外的各种因素所促进，我国参与了全球性的军备竞赛，即便在国家很困难的时候也没放松这种军备竞赛。

在这场竞赛中，我国在1964年有了原子弹，1967年有了氢弹，1970年有了人造卫星；这就是人们通常讲的“两弹一星”；

1964年拥有了中程导弹，1966年组建导弹部队，1971年成功进行洲际导弹的半程高弹道飞行实验，1980年5月18日成功进行全射程飞行实验，最后定型为“东风-5”型洲际弹道导弹，再后来的导弹的发展就更加先进了；

一路走来，空军已基本形成由情报侦察、预警探测、指挥控制、火力打击、信息对抗和防空反导装备组成的武器装备体系；

海军有了航空母舰，也就拥有了完整的先进的舰艇、海空、近远海作战的武器装备体系；

航天工程的发展更是引人注目，1956年10月8日，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钱学森任院长。1958年4月，开始兴建我国第一个运载火箭发射场，逐步发展到拥有载人上天的“神舟号飞船载人航天工程”，由神舟号载人飞船系统、长征运载火箭系统、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飞船发射场系统、飞船测控与通信系统、航天员系统、科学研究和技术试验系统等组成，是我国在20世纪末期至21世纪初期规模最庞大、技术最复杂的航天工程。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军队的信息化，已在利用包括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等在内的新兴技术来增强解放军的C4ISR（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及监视与侦察）能力。

从“两弹一星”到军队的信息化；重心从陆地作战、到陆、空协同作战、到海、陆、空协同作战，再到顺应信息化军队一体化建设发展的大势，实现军兵种力量齐全的一体化作战部队。我国在全球性的军备竞赛中获得了很优异的成绩，成效巨大。

不打仗，还大搞军备竞赛，这是为什么？很简单：没有这些，就没有国防的安全！至少到今天，人们都是这么认为的，至少到今天，事实也是如此。而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全球性的军备竞赛事实上在制造出一种平衡，遏制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或者说，军备竞赛行为将人类的相当一部分的能量引入到准备打仗的这么一个领域之中，各个国家都这样做，相互牵制，促成了一种相对平衡，采用的高智慧化的方式恰恰在遏制大规模战争的发生。

而到了现如今，军事竞赛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化的技术方式，成了军事军备竞赛的决定性因素。信息化让军队让军备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同时，它也为避免大规模的战争有了更大的可能性。因为，信息化让军事对抗的各方能够及时地获得情报并早早地作好准备。越是这样，准备的越充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自古知兵非好战”。这挺好！

但是，军事军备竞赛同全球性的竞技体育运动不一样的地方，是它隐含着一种危险。若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战争狂人式的政治家掌握核武器的按纽和拥有指挥军队的权力的话，那就有可能发生大规模灾难性的战争。所以全球性的军备竞赛事实上在制造出一种平衡、遏制了大规模战争的发生的情况，是建筑在核大国领导人、领导集团的高度理性、不犯错、不犯混的基础之上的，是不稳定的。因此，对全球性的军事军备竞赛，人类社会应当有所遏制，最好是理性地放弃这种竞赛。我以为在信息化文明的进程中，将在全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的那个历史时期，人类社会将实现全面放弃军事军备竞赛的所有行为，而将用于军事军备竞赛的人类的能量完全转移到信息化的建设发展上来。

还有另外两种人的能量释放的好方式，也是在二战以后出现的，那就是全球化的各经济体的经济贸易竞争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全球性的竞争。

以各经济体的经济贸易竞争来说，上世纪40 年代以前，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贸易活动并不是很发达，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两大对抗集团内部与之间的相互作用下，大大地推动了国际性的经济贸易活动。二战后，这种国际性的经济贸易交往一步一步地将经济贸易活动推向全球化，几乎每一个国家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全球化的经济贸易的竞争。受这一种竞争所推动而产生的，致力于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的经济合作与协调的国际性组织就有好多好多。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一带一路“世界城市友好协作联盟”暨 “国际NGO协作组织”等等。这样的一项持续的无尽期的全球化的经济贸易的竞争，虹吸了人类的巨大的能量。就以近年来的这场中美贸易战为例，从两国的元首开始，全世界有多少人、有多么大的力量、有多少人的智慧被牵动其中？这就是一种和平的、智慧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其结果是什么？是在实现着一种平衡，实现着巨大的进步。也使得参与其中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增长了智慧、增长了克服不利因素的能力。

而科学技术进步方面的全球性的竞争，也是在二战以后形成的。首先是从核物理领域（原子弹）， 太空领域（阿波罗计划、人造卫星）开始，发展到今天，涉及到科学技术的所有领域，直到当前的“量子网络的发展，又在引发新一轮国际竞争”。军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以科学院（工程研究院等）名义的科学研究技术研究机构、高校中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大型企业（如华为）科学技术研究机构、还有其他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其数量之多，其中的科学技术研究人员及其他人员的总量之大，是十分惊人的。正是这支庞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军所释放的能量，展开的科学技术领域的竞争，推动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直到现如今席卷全球的信息技术革命、信息化大潮。

人的能量释放方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选择。在中国的近七十年中，有三个历史时期，从人的能量释放方式与效果的角度上来看，很不一样，是很值得人们好好思考的。

一个时期是1957-1977，在这个二十多年中，发生的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如文革等政治运动中发生的种种，如批斗会、如反右、如抓“516”、如“武斗”，还有如大串联、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等等等。这是一种非理性的、不可思议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国际上可能也有种种的非理性的、不可思议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而中国的那二十年政治运动，我们这代人是亲身体验到了的。

在这二十年内，有好些个事件不得忘怀，其中有三件特大事件令人刻骨铭心：

1、反右运动中55万名社会精英被打成右派。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是从6月初从原定的整风运动转向而反右了。6月12日印发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指示，确定了“引蛇出洞”的“阳谋”，7月开始全面反击，毛泽东发表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反右”运动势起，全国有55万名知识精英，被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受到了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打击（还有一种说法：根据解密的中央档案，全国打出的右派达3178470人，加上“中右”分子1437562人。两者相加，共461万多人）。

反右运动有一个潜在的重大的影响作用，是推动毛泽东、刘少奇改变了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的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判断，在八大二次会上、八大三次会上，毛泽东、刘少奇多次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1957年9月、10月间，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中也有类似表述，并附和毛泽东，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一转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后二十年的历史。

2、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千万人之多。

对此有多种说法，有的说饿死3600万人以上；有的说不止这个数，超过4000万人；也有人说，没这么多，只有几百万；也有人说，不会超过2000万。数字上的争议其实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饿死千万人之多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便是饿死1000万人，那也是非常非常地触目惊心的了。

3、文革中数千万人非人化地受辱、17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

1966-1977，在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动乱）中，在文革十年中究竟非正常死亡多少人，是个迷。上世纪80 年代初，叶剑英力主进行全国性的调查，形成了一份官方的调查结果：1984年5月，中央经过两年零七个月的全面调查、核实，重新统计的“文革”有关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多个家庭整个被毁（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合编的《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事实》一书中所载）。

这就是非理性的、不可思议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所造成的恶果。

另一个时期，是1978-2000的二十多年，所谓的改革开放所引发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现在，人们都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个时期，创造出了一个奇迹。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中国的经济实现如此之大的转变？我以为，最深层的一个因素就是：受压抑太久的数亿劳动者的个性的能量（劳动力），得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自由的释放。

中国的改革，是放开和开放，对内放开，对外开放；开放和放开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劳动力，是人的这个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是人的能量又一次在经济建设的领域内朝着有效的方向得到释放。

农村改革（放开）如此，你让种田的人自主选择和可以流动，它就活了，就增产了，收入就提高了；城市的改革（放开）也是如此，你容许人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干个体户），你容许农民可以进城经商务工，只要这道门一打开，整个城市就活了；对外开放也是如此，只要你容许境外的人可以进来经商办工厂，人进来了，其他的要素也就随之进来了，也就有了三来一补，合资企业。

有一个很有名气的财经界人士叫吴晓波，他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一次演讲中说，改革开放四十年取得如此的成就，最应当感谢的首先是“农民工”，其次是企业家。

2018年在县城以上城市中打工的有2.8亿“农民工”，从1985年到现在，平均每年约有2亿“农民工”在工业与城市化体系中打工。他们是自发的自由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劳动能力得到了很有效的发挥。这确确实实是中国这四十年来最辛苦、报酬最低、每天劳作最有实效的庞大的人群。吴晓波说得很有道理，确实是值得首先感谢的人群。

还有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县级及以下的一大批基层干部这三个群体，他们实际上是一种职业，是劳动力大军中重要的构成。他们的劳动能力也得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自由、有效的释放。

这一巨大的能量释放后的结果是什么？无需多说了，历史进程中的事实给出了充分的验证。这一过程验证了什么？

第一，验证了工业化、城市化的不可逆，在这四十年中人的能量的释放中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基本实现了中国的城市化。1978-2018的四十年工业化、服务业、城市化交织在一起，虽然在发展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有一些还很严峻的问题，但在总体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驾齐驱，沿着一条客观规律，在数亿劳动者的个性的能量（劳动力）得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自由的释放的推动之下，在完成着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顺应着浩浩荡荡的历史潮流。

其次，验证了“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历史阶段是不可逾越的。有一位和我同岁的经济学家叫樊纲，他在就改革开放40年这个主题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改革开放最大的经验是制度改革，最大的成功也是制度改革（大意）。几乎所有的主流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都承认这一条。那么，制度改革的结果是什么？是让中国的发展步入市场经济的轨道，也就是事实上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而大多数人迴避这一事实，不争论！就是最好的迴避。其实，发展到了今天，也无须迴避了，我们应当正视一个历史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就是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历史发展阶段，你想绕过去，是不可能的。中国也只有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发展得起来。历史发展的结果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共产党的执政下，中国完成了这个过程。虽然主导这个进程的领导群体在最初时不是自觉的，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中，被动式地、很不情愿地一步一步地接受并驶入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驶入了以“产权”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的轨道。所不同的是冠之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改革开放”的时期，受“效率就是生命、时间就是金钱”的导向，一种以追逐金钱为目标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在全中国的人群中普遍地形成了。

而从文化、精神层面上讲，带来的是什么？复旦大学的王德峰说得最透彻：一个以追逐金钱为目标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用中国史学上的一系列词来形容：“礼崩乐坏”、“世风日下”、“道德伦丧”、“穷得只剩下钱了”。当然，也有不同的判别。在我看来，以追逐金钱为目标也是人的能量释放方式又一种包含有相当多、相当大的非理性的选择。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时，信息化大潮来了，全世界选择了一种新的更为理性化的、智慧化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就是全球性的互联网的广为商业应用，也即是人们所讲的信息化、数字化的浪潮。

这一大潮已涌动了近三十年，其结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了：所有领域、所有的人、所有的主体，也都顺应潮流，纷纷“落网”了，都被这个信息化的“网”给“网”住了，无论是你在意还是不在意，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选择的还是有选择的，是积极的还是被动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离不开信息化。一方面，所有的人都在享受着信息化所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被时代潮流所推动，成了信息化的参与者、建设者。这就是信息化、数字化所引发的人的能量的新型的智慧化的释放方式。

信息化的创新、更新是飞快的。这个行业有一个摩尔定律，这一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高速度，也许以后有可能会放缓，但也还是很快很快的了，从4G到5G，没几年，而技术进步则是颠复性的，华为的发展就是一个典型。信息化，就是颠覆性的革命，他不是在某一个领域产生颠复性作用，而是对社会产生全面性的颠覆。把它说成是“第N次技术革命”、“第N次工业革命”，都可以，但最终人们将会看到，它已不是再用“工业革命”、“技术革命”所能解说的了，它可能是一场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文化革命”。正因为如此，可以说，信息化技术，是上个世纪给本世纪留下的最伟大的技术遗产和文化遗产。

互联网、电子商务、信息化已经改变了中国，也还将继续地改变中国。不久前，当我动意写作本书时，我就在思考，用什么样的词，才能准确的表达信息化对中国的改变？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词：“通透”！“通透”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也。互联网、电子商务、信息化在通透地改变着中国！这样的表述，为过吗？不为过！推动信息化通透地改变全世界的，是人，是人的高智慧的能量。

能让信息化通透地改变全世界，是多么大的一种能量！

我们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说：信息化大潮是人的能量释放方式的演化进入到了一个高级形态。人类的能量在信息化的方式中得到更加理性的、智慧化的，最好的释放，人也能够在这种释放中获得更多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人类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选择了一个当代最为理性，最具智慧，也是最好的释放人的能量的方式，它就是信息化。

此乃人类之大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