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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古代孟子说的一句名言。后人曾对此有一个解释，表达出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这也说得不错。

一个人，有体力，也有智力，人的能力就包含这两种：体力和智力。一个人，能否成为智力型的人，成为一个“劳心者”，自然是取决于他的智力的高下。在古代，能成为一个“劳心者”的人，一般要相当于秀才的智力水平。能成为一个“劳心者”的秀才，是个读书人，按现代语境来说，是知识分子。秀才、知识分子是智力型的人。

在人群中，自然地可以分为智力型的人和体力型的人。或者说，可以分为智力型的劳动者和体力型的劳动者。按劳动力资源来说，可分为智力型的劳动力资源和体力型的劳动力资源，这是劳动力资源的最基本的自然的秉赋条件。

自古到今，在总人群中，象秀才、知识分子这样的智力型的人，只占少数，体力型的人占多数。因而，从总体上讲，全社会，是以体力型的劳动力资源为主体。这是一个持续了几千年的事实。

要我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还是一种社会规则，在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是以体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体资源、主要资源的时代，就自然而必然地是要施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规则。

然而，还有一个历史演化的事实是，象秀才、知识分子这样的智力型的人，在一年一年的增多，在人群中的比重，也在一年一年的增大，当然，几千年来，增长的很慢很慢，只是到了近100年时才增长得快了起来。向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体资源、主要资源的发展就成为了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国外的我就不多说了，中国很久以前的也不多说了，中国最近的100大几十年来的不同时期的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就是渐进式地由以体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体资源向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体资源的演化过程。

第一个时期，1840-1949的100多年。

这个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在4亿-5亿之间，当年号称“四万万同胞”。这“四万万同胞”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文盲，识字和有点文化的人约占2%，能称得上是“秀才、知识分子智力型的人”，恐怕十万人中只有几个人。

1949年时，全国总人口是5亿多人，全国高中毕业的人数是6.1万人；1950年，6.20人，全国高考招收新生：5.8万人，如此说来，1949年时中国人口中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总量，大约只有100万人，在55200中，约占万分之二。所以，这个100年，是体力型劳动力资源占绝对的主体地位的100年。

我们都知道，这个时期是在不停的在发生战争。“八国联军”、“甲午海战”、“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十年内战”、“14年抗日战争”，“四年解放战争”。战争、打仗，是这个时期释放人的能量的最重要最突出的方式。依靠的主要的是人的体力，战争的各方，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都是以大量的体力型的低层士兵的巨大伤亡为代价。有两个词最能说明：“一将成名万骨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第二个时期，1950-2000的七十年

    对这七十年，我分三个时期来说：

1950-1956的7-8年

1950年，中国人口约5亿5000万，1956年中国人口约6亿3000万，劳动力人口在3亿以上，这个年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被组织了起来，组织化程度之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且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客观地讲，来自于四个方面的“新鲜劲”，使得人的思想实现高度的统一和精神上的振奋，使原来是一盘散沙的几亿民众，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

    一是政治动员。就是《论持久战》中所讲的“政治动员”。“为了穷苦的老百姓”、“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穷苦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新鲜！二是新型经济（社会）组织。农村的合作化、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在这其间，广大的劳动者（农民、工人、职员）被动员组织起来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地主、资本家、业主）处于被动的、做不了主的地位上。这种高度的组织化，是几千年来从所未有的。新鲜！三是文化宣传。文化宣传，更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强项。文化宣传活动深入到广大的普通民众之中。新鲜！四是官<军>兵<民>关系。 “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提倡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军民团结。新鲜！

    在那八年中，确实给了广大的民众很多很多的新鲜感，也就产生出积极参与的“新鲜劲”。什么是凝聚力，这就是凝聚力！凝聚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这八年的辉煌、成功所基于的最基本因素是什么？是对人民大众的有效的组织和人的能量朝着正确的方向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当然，从总体上看，依靠的主要的是人的体力。

1950年高中毕业生6.2万人，1951，5.9万人，1952，3.6万人，1953,5.6万人，1954,6.8万人，1955,9.9万人，1956，15.4万人,7年总和53.4万人。而在这个期间，中国通过识字扫盲运动让1亿多人脱了盲，这其中有一部分人事实上已能够达到初高中文化程度。我估计，动态地看，1956年时，中国人口中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总量，大约有300-400万人。在63000万人中，大约占万分之六。这已是有了不小的增长了。当然，这依然不曾改变是体力型劳动力资源占绝对的主体地位这个格局。

1957-1976的20年。

这二十年，中国人是在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中度过的，最突出的是“文革”十年。在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种种行为，如批斗会、如“行刑逼供”、如“反右”、如抓“516”、如“蹲牛棚”、如“武斗”，还有如大串联、上山下乡、五七干校，等等、等等。每场运动，都有数千万甚至数亿人参与其中。形成了不停顿地“今天用这一部分人打击另一部分人，明天用另一部分人打击这一部分人”的“运动惯性”，使人的能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朝着非人性化的方向释放。虽然说在这个时期人的智力与智慧在总体上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却被“运动惯性”所驱动，在很大程度上非理性的得到释放。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主要所依靠的依然是人的体力。

对此，只说一个例子：在这个期间，中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大江大河的治理，仅大中小型水库就建成有86000座。这一宏伟的壮举，是亿万民众运用他们的体力上的艰辛付出而实现的。

1982年的第三次人口普查结果29个省、市、自治区人口中，具有大学毕业文化程度的4，414，495人，具有大学肄业文化程度的（包括大学在校生）1，602，474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66，478，028人，（总和：7249.5万人）同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每十万人中各种文化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由416人上升为599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人，由1，319人上升为6，622人。

我根据以上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与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资料对比之后，估算1976年时，中国人口中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总量，大约有5800万人。在937000万人中，占百分之6.18。同1956年的状况相比，这应当是跨跃性的增长了。虽然还不曾改变全国依然是体力型劳动力资源占主体地位这个格局，但在人群中的“秀才、知识分子智力型的人”是越来越多的了。

1977-2000的20多年。

人们都说中国在这个时期，在创造着一个经济发展奇迹。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得中国的经济实现如此之大的转变？我以为，最深层的一个因素就是：受压抑太久的数亿劳动者的个性的能量（劳动力），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自由的释放。中国的改革，是放开和开放，对内放开，对外开放。开放和放开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劳动力，是人的这个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自主选择。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人口红利”、“低成本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这就是体力型劳动力资源的优势。

    农村改革（放开）如此，你让种田的人自主选择和可以流动，它就活了，就增产了，收入就提高了；城市的改革（放开）也是如此，你容许人可以自主选择职业（干个体户），你容许农民可以进城经商务工，只要这道门一打开，整个城市就活了；对外开放也是如此，只要你容许境外的人可以进来经商办工厂，人进来了，其他的要素也就随之进来了，也就有了“三来一补”，合资企业。

    据黄奇帆说，2018年在县城以上城市中打工的有2.8亿“农民工”。那么从1985年到2000年，每年都有1亿到2亿的“农民工”在工业与城市化体系中打工。他们是自发的自由地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找到了一份工作，劳动能力得到了很有效的发挥。吴晓波说得很有道理，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首先应当感谢的人群是“农民工”！还有企业家、工程技术人员和县级及以下的一大批基层干部这三个群体，他们实际上是一种职业，是劳动力大军中重要的构成。他们的劳动能力也得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自由、有效的释放。这二十多年的工业化、服务业、城市化、资本主义化交织在一起，虽然在发展中存在许多的问题，有一些还很严峻的问题，但在总体上，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驾齐驱，沿着一条客观规律，在数亿劳动者的个性的能量（劳动力）得到了相当高程度的自由的释放的推动之下，在完成着一个必然的历史进程，也创造出了一个奇迹。

在这个时期人的智力与智慧不仅仅有了较大的提高，而且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中，发挥出巨大的能量。但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依然不曾改变以人的体力为主体的格局。当然，说这个时期是体力型资源与智力型资源所发挥的作用旗鼓相当也并不为过。

按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00年的总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接受高中（含中专）教育的14109万人（总和：18680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万人中拥有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有如下变化：具有大学程度的由1422人上升为3611人；具有高中程度的由8039人上升为11146人。

2000年时，中国人口中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总量为18680万人，在129533万人中，占14.42%。而仅以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4571万人来说，在129533万人中，占百分之3.53。同1976年的状况相比，这又是一次跨跃性的增长了。虽然还不曾改变全国依然是体力型劳动力资源在总量上依然占多数的这个格局，但在人群中的“秀才、知识分子智力型的人”是越来越多的了，100个中已有4 个大学生、11个高中生了，而当有了这4 个大学生和11个高中生所发挥的智力的作用时，说这个时期体力型资源与智力型资源所发挥的作用是平分秋色、旗鼓相当，应当说，是比较恰当的。

     第三个时期  2000-2020的 二十年

当历史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信息化”、“数字化”出现了。互联网、电子商务是1994年那一年内先后落地到了中国，所以我说，1994年是中国互联网元年，也是电子商务元年。1994-1999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预热期。中国第一批在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的先行者们，是最早吃“螃蟹”的一批人。这批人在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在中国互联网、信息化、数字化的发展中功不可没，他们有勇气、也更有创新精神。他们选择了一种以智力、智慧为主体的人的能量的释放方式。

   经过1994-1999的预热期，到了2000年，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开始形成了大潮般的涌动，势不可挡。二十多年来，在我国信息化、数字化领域中有大批大批的人在做开拓性的事，一大批一大批的人持续地、不懈地在信息化、数字化领域中努力创新，是信息化、数字化获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力量。这一大批一大批的人，甚至是一代一代的人，大多是自发的投入到信息化、数字化领域的发展之中，在这个洪流中找到了可以自由自主发挥智力与智慧的空间。

现在人们均已普遍地承认，推动信息化发展最重要的要素，是具有创新精神与勇气的人，是那些能够自主自由支配自我行为的人。而在中国信息化初始时最早涉足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的那批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们更应当受到赞赏和感谢！应当对那些参与历史创新的先行者们表示敬意！

首先要提及的是被称作中国互联网之父的钱天白教授。1987年9月20日这一天，钱天白教授发出了我国第一封电子邮件。1990年10月，钱天白教授代表中国正式在国际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前身DDNNIC注册登记了我国的顶级域名CN，并且从此开通了使用中国顶级域名CN的国际电子邮件通信服务。但是，中国的CN顶级域名服务器一直放在国外的，直到1994年5月21日才完全改变。这一天钱天白教授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完成了国家顶级域名(CN)服务器的设置。

而主持我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这项创举的是个女科学家，胡启恒。为了在中国发展互联网，她领导了中国科学院一个研究所的重组，建立了以互联网服务为主要功能的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CNIC），于1997年获授权组建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并担任CNNIC工作委员会主任。2001年她倡议并获得相关方面的支持，创建了中国互联网协会并担任首任理事长。还有一位老同志，高新民，曾担任过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后与胡启恒共事，担任多年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对中国互联网的早期发展功不可没。

民间在互联网领域涉足最早的是于1994-1995年间创办 “赢海威”的张树新女士。1995年初，张树新走进中国邮电部，申请做互联网服务得以通过。张树新仿照 “美国在线”的模式，建了一个网站，叫“瀛海威时空”，这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面向普通家庭开放的网络。作为中国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瀛海威担当起了启蒙老师的角色。1995年底，瀛海威在北京中关村竖起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上面写着：“中国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1500米”。向北1500米处，正是瀛海威刚开办的网络科学教育馆。所有人都可以到这个科教馆里面，免费地使用瀛海威网络，免费地学习网络知识。

中国的电子商务第一个项目就是“中国商品订货系统”，第一支队伍，就是北京总部和八个省市公司这批人。而在1996-1997时，由国家有关部门创办的电子商务项目不只有“中国商品订货系统”一个，继“中国商品订货系统”之后，国家经贸委创办了“中国商品交易系统”，国家工商总局等单位创办了“全国库存商品电子交易系统”，外贸部创办了一个“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其他方面的还有“中国化工网”、“中华英才网”等等。“中国商品订货系统南京经营中心”团队较早的在互联网上开设的商业网站“商友资讯”和“时空书店”（1997年）；随后和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合作，在“时空书店”网站上成功的实现了中国第一笔真正意义上的在线支付（1998年9月15日）。以“中国商品订货系统”的团队为代表，他们是中国第一批电子商务的尝试者，是最早吃电子商务这只“螃蟹”的一批人。他们是中国电子商务的先行者，他们有勇气、也更有创新精神。这批人在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中也功不可没。

正是互联网、电子商务这样颠复性的创新，吸引着一大批一大批的人投身其中；也正是这一大批一大批创新型人才的创造性的努力，使得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发展异乎寻常的丰富多彩。同时，互联网、电子商务也成就了大批大批的人，如以钱天白、胡启恒、高新民为代表的最早涉足互联网的那批人，如以“中国商品订货系统”的运作团队为代表的最早涉足电子商务的那一批人，如早年的“赢海威”的王树新，如“8848”的王俊涛、“当当书店”的李、俞夫妇，如三大门户网站的王志东、丁磊、张朝阳，如任正非、马云、李彦宏、马化腾、刘强东，如在早期进入互联网、电子商务技术开发的以陈钟等人为代表的大批的工程技术人员，如在早期进入互联网、电子商务研究领域的方兴东、李琪等等等等。一批一批，一代一代，互联网、电子商务发展到今天，可算是经历了三代或四代人了，队伍宏大的很。

我们看到，近三十年来，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发明、创新、创造直到成功，是众多的个人（或团队）自发、自主的行为，是大量的一个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或团队）运用他们的智力因素的创造；我们还看到，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发明、创新、创造直到成功，是在“自由时间”中启发、启动、实现的；信息化普遍性的运用与爆发式的发展，是数十亿的个人充分运用自己的自由时间而推动、促成的；可以说，在信息化大平台上、大环境中，高素质人才资源的能量、自由时间的创造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

当历史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2000年之后,“信息化”或称“互联网化”、亦称“数字化”,成为了全社会的浪潮。现如今的中国，无论是你在意还是不在意，是有意还是无意，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无选择的还是有选择的，几乎所有的人都离不开信息化。一方面所有的人都在享受着信息化所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所有的人都被时代潮流所推动，成了信息化的参与者、建设者。这就是“信息化”、“互联网化”、“数字化”所引发的最广泛的运用人的自由时间投身信息化建设和运营的方式。那些中国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先行者和后继者们，他们有勇气、也更有创新精神。他们事实上选择了一种以智力、智慧为主体的自主自由的支配自己时间的方式，在开创并实施着惠及所有人的信息化、数字化的极其伟大的建设事业。

如果说，在前面两个时期，全社会是以体力型能量释放为主的话，那么，推动信息化通透地改变全世界的，是人的智力、智慧的能量。数字化、信息化是释放人的能量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得到充分释放的主要是人的智力和智慧。

在工业化时代，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还是以体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而到了信息化时代，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将进入到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这个转变,将总体的劳动者的资源秉赋条件发生了质的变化。

劳动力资源，从单个人来看，有是智力型的劳动者，还是体力型的劳动者之分；从全社会的总量、总体上看，也有是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还是以体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之分。总体上讲，在工业化文明的大部分时期，全社会、全世界是以体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只是到了工业化的后期，全社会、全世界开始向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转变。从全球来看，这个转型，也是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到信息化时代，最重要的资源，是劳动者的智力资源及相匹配的体力资源，几乎所有的人的智力因素都将得到不断增强，智力型劳动力资源是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全社会、全世界的劳动力资源将进入到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的时代。

说全社会将进入“智力型的劳动力资源成为全社会主要的劳动力资源”时代。需要有两个方面的判断，一是个人的智力素质的增强，二是全体劳动者智力的素质普遍地提升。在中国，用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指标来评判：判断一个人是否是智力型的劳动力，基本的尺度是看他是否具有相当大专（高职）及以上的文化程度及技能；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是达到“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的程度，基本的尺度是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大专（高职）及以上文化程度及技能的人口的数量是否在50%以上。

就全国而言，在2020年时，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但相距不会太远了。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2020年全国人口共14.11亿人， 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约为8.8亿人，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2亿人；拥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2.1亿人；拥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约为4.87亿人；拥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5亿人。根据这个数据，可以大概预期，当现在的在校大学生毕业后，当现在的在校高中（含中专）学生和初中学生在6年内陆续到大学入学和毕业时，也就是在约6到8年后，中国劳动力人口中具有大专（高职）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的数量就将达到甚至超过50%。

对此，还可以用另一个数据用来映证：当年出生人口与当年大专（高职）及以上招生人数（或毕业生人数）之比。中国2020年大专（高职）及以上招生总数已超过1000万人，而出生人口大约在1400万人左右，招生人数与出生人数之比大约是70%。2022年的大学（含高职）毕业生总量是1076万人，而2022年的出生人口是1360万人，毕业生人数占出生人数的79%。这也就是说，我国再过几年，将达到全社会“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的水平。

还有一个事实亦可用来佐证：按中国现有的高等院校实际的接纳能力，每年可招收1200万名学生入学。我的这个判断是非常接近事实的。而人口的出生总量在一年年减少，过不了多久，所有的新增人口都可以上大学。这个事实在提醒我国的最高决策者们现在就要做好应对这个趋势的准备，尽早实施将大学本(专)科教学纳入免费的义务教育的战略选择。

这里的数据在告诉我们，中国正在加速一项重大转型，“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的时代即将到来。

现在我们用“秀才、知识分子智力型的人”、“相当于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在人群中的比重来作对照：

1840年时，中国人口已有4 亿之多，可是在10万人中只有几个人；1949年时，1万个中国人中，也只有2个人左右；1956年时，1万个中国人中，有6个人；1976年时，1万个中国人中，有600个人；2000年时，1万个中国人中，有1500个人；而到了2020年时，1万个中国人中有3000个人。这就是向“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的转化过程。

再过30 年，到2056年时，1万个中国人中，将有7000-8000个人成为“秀才、知识分子智力型的人”。到那时，所有的人，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成为“秀才、知识分子智力型的人”，即便你不愿意，社会中的潜移默化，也让你成为“秀才、知识分子智力型的人”。如果说，到那时还需要干体力活的话，那也只能是让“秀才”们去干了,也只能是“大材小用”的了。

劳动力资源的自然秉赋条件、人的能量释放方式的选择在中国的发展、演化轨迹，也一定是全世界的一个缩影。数字化、信息化这种最新的人的能量释放方式的出现，在证实一点：“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的时代即将到来，人的能量已真正地开始进入到以智力型、智慧型能量释放为主的时代。

在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是以体力型资源为主要资源的时代，就自然而必然地是要遵循“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规则。而到了全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是以智力型资源为主要资源的时代，“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规则就不适用了，就要改变了。因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规则的社会基础不存在了。

在近二十年中，社会上各个层次的管理者们，都有一个普遍的感觉，被管理者是越来越不好“管”了。确实如此，被管理者们的素质不一样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差距越来越小了，也就出现了大量的“不服管”、“管不了”、“管不好”的情形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规则被动摇了。

当“智力者”在人群中占到15%时，明事理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有主见的人越来越多了，再简单地用“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来管理，显然就很不合适的了。

当“智力者”在人群中占到30%时，人们的自主选择的意识将大大提高，自主选择愿望也特别的强烈。这在就业的选择上表现得最为突出，“跳槽”成了当今就业环境中的一个常态化则频率极高的社会特征。面对人们的自主选择，“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规则几乎被颠覆了。

当“智力者”在人群中占到50%时，人们将以“让自己拥有充分的‘自由时间’”为最大的欲望，在这其中，人们将获得越来越多的相当充分的自由，人的个性化将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到那个时候，“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也就没有什么市场了。

“自由时间”是什么，是人的自主自由支配的时间，也是劳动力的付出，是劳动力资源的运用、发挥的又一种方式。“自由时间”，而且是信息化时代最丰厚的劳动力资源，也即是智力型劳动力资源的能量的充分释放。

我在这里仅通过一个已经出现的事情，来对“自由时间”深远作用的提示：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当下的二十多年，“旅游、休闲产业”出现井喷式的发展。而从“旅游、休闲产业”出现井喷式的发展来看，当今社会已经出现并形成了另一个大趋势：70%居住在城市中的人，他们又将有30%-40%左右的时间，是以“旅游、休闲”等方式，生活到他所居住地之外也就是城市化之外的空间中，也就是“广义乡村空间”。显然，这是由“自由时间”所推动的。

我们不要仅从旅游、休闲的层面上看到人的自由时间更多的释放到广义乡村空间中去的意义，也别把他们简单的当作消费者看待。按“自由时间是劳动力资源”的理念、路径来想一想，大批的人用自由时间到广义的乡村中来旅居、休闲，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劳动力资源的大规模的转移”，在自由时间中蕴含着巨大“劳动力资源的创造力”！

“旅游、休闲产业”的运行中蕴含着新型的“劳动力资源的转移”和“自由时间创造力”，是信息化时代中的一个必然的趋势。面对着“旅游、休闲产业”能够释放出来的这样一个巨大的资源，各个层面需要来研究：如何开发利用这一“劳动力资源及其创造力”亦即“自由时间的创造力”。特别是开发利用其中智力型劳动力资源，在参加“旅游、休闲产业”中激发他们的创意、创作、创造的行为，释放他们的智力、智慧资源的，充分地释放他们的“自由时间”的创造力。

“自由时间创造力”在“旅游、休闲产业”中蕴含着深层、深远的作用这一客观判断，已经在昭示着“以智力型劳动力资源为主要资源”时代到来之后对全社会的深远影响。

当“智力型劳动力资源”成为绝对性的主体资源时，对人的所谓的管理、管控，将要重新的自然而必然地形成新的规则。我有一个基本的总体性的思路：要服从让人尽可能地“自主自由地支配自己行为、支配自己时间”，最大限度地适应“自组织状态”的运行方式，维护好“自发、自主、自立、自觉、自由、自重、自律”的环境与氛围。

“自主自由地支配自己行为、支配自己时间”，就是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规则的彻底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