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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在历史运行中，存在有着两种倾向，或者说存在有两种选择，一是“重物轻人”，一是“重人轻物”。

在有的时期，选择的是“重人轻物”，而在另一个时期，选择的则是“重物轻人”，

譬如说，共产党，毛泽东他们在建国前和建国后的几年，总体上讲是“重人轻物”的。如果是“重物轻人”的话，那就没有抗日时期全民抗战的局面，就没有“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要在去运动战中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战略性的谋略了，就没有1947-1956年的辉煌与成功：

1946年时，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很大很有力量的政党了。在他的领导之下，拥有300多万党员、120多万军队、1亿2000多万人口、十多块根据地，十多个相当于省级的政权政府，是当时中国唯一能与执政的国民党相抗衡的、拥有军队的政党。

在毛泽东及团队的运筹帷幄之下，十年后，到了1956年，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中国除港澳台之外的执政党，领导着一个拥有6亿人口的大国。这个10年，可算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十年，是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十年，也应该是人类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十年。

在这个十年中，发生了一场为新中国的建立而进行的大决战。

这是世界军事史上由弱小一方（共产党）发起，在初时（1947年撤离延安后不久）即有明确的战略思想、战略规划，参与军力规模最大，仅仅用了三年不到的时间，并由共产党一方获得完胜的战略大决战。转战陕北、沂蒙大捷、挺进中原、东北战局扭转、济南、辽沈、淮海、平津、渡江、占南京、战上海，摧枯拉朽，一气呵成。

在这个十年中，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从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到10月1 日开国大典，大半年的时间，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创建新中国所要做的大量的工作，包括接受了几百座大中小城市并实现正常管理。其效率之高，效果之好，国人是交口称赞。

在这十年中，在境外打了一场抗美援朝的战争。

1950年，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中国的境外作战，迫使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退回到“三八线”以南，签订了停战协议。从这个意义上讲，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胜了，朝鲜败了，美国和韩国没败也没胜）。中国出兵朝鲜，有相当程度的偶然性，受多种因素所确定，最主要的是受苏联斯大林的协迫；而一旦确定出兵后，共产党人当年的那种精神迸发出来了，再加上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这一战，打出了新中国人民军队的气势，事实上在国际上打出了中国的大国地位。

在这十年中，完成了全国性的土地改革，真正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目标。

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不完全是在建国后实施的，而是在1947-1948年就开始了，在各解放区，普遍地实行了土地改革。于洋主演过一部电影《暴风骤雨》，说的就是那个年头在东北实行土地改革的故事。随后，解放军打到哪里，土地改革就实行到哪里，到1953年，基本上完成了全国的土地改革（除西藏外）。

在这十年中，实现了禁妓、禁毒、土匪绝迹，帮会不存。

历史上有一些事说不清，娼妓、毒品、土匪、帮会等社会中的不良甚至毒瘤，从宋代始，已成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内容了，统治者也有想禁绝的，但历朝历代禁而不绝。而到了1949-1953年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做到了，至少是基本上做到了，让中国大地上清静了几十年。

在这十年中，建成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与管理体制。

创建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确定了共产党执政与多党合作的制度，构建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部委办，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村的行政体系，以及党政一体化、党领导一切的方式。

在这十年中，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全面地实现了建设目标。国民经济实现了持续地、高速度地、比较均衡地的发展。

建国前，中国的经济算是一穷二白，建国后的前三年，是战后的恢复期，1953 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初步形成了工业体系与城市体系，最突出的是从苏联引进的156个援助项目，大部分放在了东北，拉开了中国现代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到1956- 1957年，国民经济步入了很好的发展轨道。让新生的共和国有了一个较好的经济环境。

在这十年中，除西藏外，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基本上完成了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还不曾在全国完成土地改革，中国就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互助组开始，有一个劳模叫李顺达，他是农业互助组模式的创始者，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创建了农业互助组；还有一个人叫王国藩，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人，1952年他创办了“穷棒子合作社”；1953年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渐渐进入高潮，1955年，毛泽东主持编写了一部书《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上下两册，共收入一百七十六篇文章，毛泽东先后为之写了两篇序言和几十篇“编者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一道，也较快地完成了，代表人物好多，包括荣毅仁、王光英等。

在这十年中，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创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代表的选举制度，制定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留了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坚持实施共产党执政与多党合作的制度，设立了国家主席为国家元首，设立国务院为中央人民政府、部委办为中央人民政府办事部门，继续实行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乡、村的行政体系。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基本架构。1956年，召开了党的八大，进一步强化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同时在全国普遍地建立起以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为基本形式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体系。

在这十年中，中国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医疗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和成就。

无须详细介绍，借用几个方面的事实即可证明，一是扫盲运动普及和初级(小学)教育的快速发展；二是文艺团体与出版物的增长；三是人均寿命从1950年的36岁上升到1957年57岁。

这一切的一切，是真实的，在与这十年以前和以后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相比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这是中国共产党最辉煌、最成功的十年，是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十年；中国共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奇迹。这是中国共产党的辉煌，是毛泽东的功劳。在1946年中国共产党被迫接受又一次内战时，敌我双方恐怕没有人想到，十年后，中国是这样一种局面，创造出了这样伟大的辉煌，中国共产党会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共产党、毛泽东至所以能够在后二十年中为所欲为，就是立足于这十年的辉煌与成功。

而在这十年中，最最突出的是全国的6亿民众，3亿多劳动者，被有效组织地来了。

1950年，中国人口约55000万，1956年中国人口约63000万，劳动人口30000万以上，这个年代的中国人绝大多数被组织了起来，被组织在各类的社会经济组织之内，组织化程度之高，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而且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形成了一体化。客观地讲，来自于四个方面（一是政治动员，二是经济（社会）组织，三是文化宣传，四是官<军>兵<民>关系）的“新鲜劲”，使得人的思想实现高度的统一和精神上的振奋，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毛主席与共产党的威望空前高涨。

我在这里对这个“新鲜劲”多说几句。我插队农村时，偶然地得到一册《中国农业社会主义高潮》，从中我感受到当年农民对合作化的热烈与热情，但又觉得这是书上说的。我就在生产队上问了好几位年纪稍大的人：你们当时对合作化有些什么感受？有一个人对我说：“新鲜”！我对这个回答开始并不理解，后来，才有所领会：哦，还有这么个干法！很新鲜！故而，绝大多数的人是向而往之，热烈与热情就从这“新鲜”中产生出来了。我以为，能让广大的民众产生“新鲜劲”的，它直接的来自于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动员。就是《论持久战》中所讲的“政治动员”。“为了穷苦的老百姓”、“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穷苦人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深山问苦”、少剑波“我们是工农子弟兵”的唱词，就反映了这种政治动员。新鲜！

二是经济（社会）组织。农村的合作化，是一种新型的集体化经济组织，在中国农村的千百年来，从未有过；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再过渡到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几百年来，也没见过。在这其间，广大的劳动者（农民、工人、职员）被动员组织起来了，生产资料所有者（地主、资本家、业主）处于被动的、做不了主的地位上。这也是千百年从未有过的。还有，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各类社会组织纳入其中：儿童有儿童团，少年有少先队，青年有共青团、青年联合会，妇女有妇女联合会，工人有工会，农民有农会，贫下中农有贫协，青壮年有民兵。就连阶级敌人也都被组织了起来，归为“地、富、反、坏、不法资本家”受到管制。这种高度的组织化，是几千来从所未有的。新鲜！

三是文化宣传。文化宣传，更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强项。毛泽东早就说过，我们是“战斗队，宣传队、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做政治工作，靠得就是文化宣传。其具体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还不断地创新，与时俱进。现在还有留存的“红军的标语”，“小二黑结婚”、“夫妻识字”、“白毛女”，从北伐时期到解放后，文化宣传队伍是不断地壮大，文化宣传活动深入到广大的普通民众之中。新鲜！

四是官<军>兵<民>关系。“官匪一家”、“兵匪一家”，老百姓盼望出现“清天大老爷”，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习以为常的现象。而到了共产党、红军出现后，真的有了根本的改变。“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提倡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解放军进入上海睡马路，官员干部们没什么架子，访贫问苦。新鲜！

在那十几年中，给了广大的民众很多很多的新鲜感，也就产生出积极参与的“新鲜劲”。这是一种巨大的能量！什么是凝聚力，这就是凝聚力！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十年的成功所基于的最基本因素是什么？是对人民大众的有效的组织和人的能量朝着正确的方向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组织起来！”、“兵民是胜利之本”，“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小车推出来的”。绝大多数的人，真的有了“翻身做主人”和“站立起来”的感觉。

我想请读者们思考一下，所有这些是不是“重人轻物”的伟大成就？！

然而，从1957年的前后，共产党，毛泽东他们的选择改变了，总体上讲是转变为“重物轻人”了。

“重物轻人”的倾向转变，是从1953年实行了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开始的。自此，事实上是实行了一种我称之为“重物轻人”的方略。1953 年出台的这一政策，是一项有点不讲道理的政策：你的粮食必须卖给我，还必须按我定的价格，否则就是违法、是犯罪！你说说，这是什么逻辑？这就是“重物轻人”逻辑！这条政策，看重的是粮食（物），轻视甚至忽视的是人（农民）。

1953 年怎么就选择实行严格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当年，面对城市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当时“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许多同志不赞成”统购统销政策，而陈云力排众议，力主这一方案，向毛主席汇报：“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党中央、毛主席接受了这个方案。

这个逻辑一旦形成，那就不可逆转了。粮食统购统销制度一旦实行，从这以后，“重物轻人”的政策、制度一个接着一个的出台，渐渐地形成了体系。

农业合作化虽然不能完全视同于“重物轻人”的方略，但迅速地在三年内全国全面地完成农业合作化，在很大程度是“统购统销”政策催促而实现的。从很大程度上讲，加快农业合作化是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促成的必然结果，不搞合作化，粮食还是收不上来，你总不能天天拿着枪去逼农民卖粮食给你？！而搞了合作化，收粮就容易得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农业合作化有着与“统购统销”政策一脉相承的“重物轻人”的倾向。

再以后，直到1980 年代，有五个方面的战略性的举措，使得“重物轻人”的方略实现了体系化：

1、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

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实行了以限制农业人口自由流入城市为主的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地形成了由六道关卡所构成一整套的、限制所有人口不能自由流动的、极为完备的管理体制，哪六道关卡？农村户口进入城镇、农村户口进入菜农或农（林）场、小城镇进入县城、县城进入地级市、地级市进入省会城市，省会城市进入直辖市。在这六个层级之间，界限是分明的，自由性的流动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2、重工业优先发展。

为加快工业化的建设，我国在苏联的推动之下，优先发展重工业，走上了一条了重“重”轻“轻”的工业发展道路，轻工业长期受到轻视，投资少，生产能力小，产出的供民众消费的日用品就少。这种状态直到1983年后才开始扭转。

3、分散性的工业化布局。

受各种因素所牵动，解放后大批的工业项目是采取了分散化的布局建设方式，到了1962年后，毛泽东从战备考虑，决策实施“三线”战略，大批的工业项目、军工项目实行三线布局，到山区农村建设、生产，后来还分为大小三线。

4、生产资料的计划调拨和生活必需品的票证配给方式。

企业之间的生产资料供需关系通过计划调拨的方式完成流通，城镇居民与职工的生活消费品通过票证定量供给的方式完成流通。

5、统包式的劳动就业方式。

任何时候，劳动力都是要流动的。在前三十年，劳动力不能自主选择职业，也不能自由流动，全社会的劳动力，都得由政府有关部门统一的管理、分配、安排到指定的就业单位。几乎没有选择的可能。包括到农村去，如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也包括这些人返城后的分配、安排。我曾说过：毛主席大手一挥我下乡了，邓小平大手一挥，我进城了，我到哪里去，干什么，我无有选择。

上述的一系列的战略性的导向，在1956-1985的三十年中基本上没作调整，不见松动。上述五点与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放在一起考量，所有这些，是不是一套极为严密的政策体系，好象有一条无形地线在联系着、牵动着并天然地构成了一环扣一环的政策体系。这个体系归纳起来就是“重物轻人”的经济方略。

“重物轻人”的政策导向，还不只是在经济领域，在其他方面也大为盛行，如在教育这个最不应当“重物轻人”的领域，恰恰是表现的很严重。不无理由的说，我们的教育也受到“重物轻人”意识所左右，忽略了教育的根本。批评教育领域的“重物轻人”，不是我的发明。北京四中的一位校长叫刘长铭，他曾说过，我们的教育是把学生当作机器，而不是当作人。2014年南京大学校长陈骏和南京工业大学校长黄维在不同的场合，说出了同样的话：我们的教学科研管理，要扭转“重物轻人”的倾向。 他们俩同是中科院院士。有一种说法，中国的教育是放大了的“陪公子读书”式的教育。教育的目标为考上好学校所驱使，更准确的说，是以考上清华北大一流高校所驱使，而考上清华北大一流高校的人数只占5%，最多10%，而另外的大多数，就成了“陪读”。这种教育，是将受教育者当作产品来生产的，按这个逻辑，考上清华北大一流高校是“正品”，考上一般的高校是“次品”，没考上大学的是“废品”。这是不是“重物轻人”的偏好在教育领域中的体现。

中国从1953年开始渐进地由“重人轻物”转向“重物轻人”，也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选择，从根本上讲，“重物轻人”，是工业化发展过程的不可扭转的倾向。

可以说，与工业化相联系的300多年中、我国的近百年历史中，“重人轻物”不是主流，“重物轻人”才是主流。这与大机器生产、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大有关联。英国、欧州工业化初期的“羊吃人”、卓别林在《摩登时代》等作品中所表现并讽刺的，就是工业化、资本主义“重物轻人”的主流。

2018年网上有一篇题为《永不磨灭的个人生存及希望——《摩登时代》优于经济学的人性光辉》的文章，对工业化、资本主义的这种“重物轻人”的倾向表达的较为准确：

“摩登者，现代也。在20世纪30年代，最摩登的莫过于大工厂里那些各色各样的机器了，这是工业化的标志，足以令才跨进工业化阶段的人们所崇拜。

“卓别林在那家工厂里，成为了巨大的机器旁边的一颗‘螺丝钉’。没错，他的工作正是在流水线上不断地拧螺丝，从上班直到下班，以至于但凡看到圆形的东西都条件反射地要用扳手拧上一拧。

“至于以逐利为本性的资本家，及他们的跟随者们，为达到利润最大化，手中掌握了泰罗制“科学管理”一种“武器”，就不由自主地要将它用到极致。

“利润追求者对工人的物化，以及他们的自我物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被自己给物化成了攫取利润的机器，失去了身而为人应有的特性。”

尽管在工业化的中后期，对前期极度的“拿人不当人”的“重物轻人”的程度有所改变，但依然不曾改变“重物轻人”的主流。一部工业化、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重物轻人”为主流的历史。

中国改革开放后，一直到2000年、甚至是到2020，在基本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占主流的依然是“重物轻人”，创造出了经济奇迹，也给中国直接地带来三大恶果，对“重物轻人”的主流倾向表达的极其充分：

第一，大面积、深度性的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的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剖析性的文章可算是汗牛充栋，在这里无须多费笔墨了。值得指出这么两点：一是水资源的保护；二是土地资源的保护。也就是“青山、绿水”。这两方面做好了，环境污染的问题就小得多了。水资源的保护和土地资源的保护是关乎到人的生存的大问题。中国人口多，人均占用的水资源和土地资源本就不多，可我们在当下用的时候却大方得很，太不知道珍惜了。好在现如今提出了生态文明的导向与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度。中国将进入到一个长时期展开环境治理与修复的历史阶段，所要耗费的成本与代价那将是惊人的。有的问题是花钱也解决不了的，只能让时间来自然修复或解决。

第二，养成了攀比消费、过度消费物质财富的习惯。

改革开放后，从生活消费品票证定量供应过渡到全国放开敞开供给，也就不到十年的时间，随后物资不断的丰富，消费水平在不断的升级。从1987年开始，首先从吃开始，你看我，我看你，互相攀比，尽其可能地多吃、多占、多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本世纪初，为求得高速度发展，持续出台了各类刺激消费的政策。从老三件（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发展到新三件（电视、洗衣机、电冰箱），再到住房、空调、汽车、国内外旅游、奢侈品的消费。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中，人们几乎将“节约”二字忘掉了，客观地讲，养成了过渡消费的习惯，在一系列的消费领域，如住房、服装、家庭小汽车，食品等等，大大超出了必需、够用、舒适的基本需求，普遍性的在向奢侈化看齐和毫不在乎地严重浪费，在城市与工业体系中表现的尤其严重。

我的“普遍性的在向奢侈化看齐和毫不在乎地严重浪费”的判断，将受到一些人的咒骂。但我还是要提醒国人，前面所说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我们的“普遍性的在向奢侈化看齐和毫不在乎地严重浪费”的偏好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联系。是到了扭转这个习惯的时候了。当下应当从我们每个人做起，重新拾起古训，再一次地树立起“节约、必需、够用、舒适”的消费习惯；政策制定、决策者们更应当改弦易辙，按“节约、必需、够用、舒适”消费观念的导向，来制定政策、决策。不过要想实现这一转向，在现行的体制与决策方式的环境下，绝非易事。很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

第三，造就了数十万，上百万的贪官。

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王汉斌提出建议：建立“官员（干部）财产登记制度”，这是一个极具先见之明的倡仪，可惜的是未被采纳。很可能也就从那一年开始，改革开放后官员（干部）的腐败普遍性的起头。首先是从贪吃开始，我那时在省级机关政策研究部门工作，经常随厅局级领导到下属单位调研，1987年前，每到一个单位，局长和我们是自己买饭菜票在职工食堂排队就餐，而从1987年后，再去调研出差，就到小餐厅就餐，也不用给钱了，开始还简单一点（4菜一汤），再后来就日渐丰盛。从此之后，各式各样的贪腐行为与方式如泄洪的水形成喷涌之势，一发而不可收。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的一位好朋友到一个县挂职任县委副书记，有一天他告诉我，春节期间，一个县级领导，收到的礼金、礼品少则七八万，多则二三十万。一个官员，几十年下来贪了多少钱？天知道！共有多少这样的贪官？共贪了多少财富？天知道！

十八大以来，在纪委系统上了榜的大小贪官已有数十万之众，打倒了的省部级的“大老虎”达500名以上。按这个标准，在法网外候着的还有多少？没人知道。如果真的按《中国共产党党章》等相关条例规定的尺度查处，恐怕就是“洪桐县里无好人”了。所以，我说造就了百万贪官，绝非虚言。

普遍性的官员贪腐对中国社会运转与发展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无法估量。有一点在社会上已有显现：在影响和激发无数的人甚至一代一代萌生效法的潜意识（有个小学生在作文中写出“我长大了要做贪官”就是一个信号），甚至是已成为各种类型的具体行动（2018年出现了贵州“90后”女干部张艺的侵贪40万元的最年轻的贪腐大案）。

贪官的“贪”，说到底，是受到“最大限度地占有物质财富”的贪婪的欲望所支配。“重物轻人”！

与工业化、资本主义相联系的主流经济学，是“重物轻人”的经济学，是物的经济学，而不是人的经济学。

“重物轻人”的经济学根基就是以“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学理论。“产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济学以及法学用语。这个词，是200多年来经济学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无论是什么学派，都是以“生产资料所有权”（“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学。也可以说，以“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学，都可以归纳为资本主义经济学，以“产权”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都可以归纳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我曾经说过，我国这几十年的主流经济学，也是“重物轻人”的经济学，是物的经济学，而不是人的经济学，或者说，我们取用了前人的物的经济学的理论，并在物的经济学上尽情地发挥，却弃用了人的经济学的理论。这是中国文化中“重物轻人”的文化偏好的沿续。

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应当算是“重人”的经济学。1979年，舒尔茨凭借他的人力资本理论获得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创立于1960年代的人力资本理论阐述了许多用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现象，并且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国民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核心动力，认为人类未来的发展前景是由人类对知识的投资量来决定的。

其实，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体系中，比“人力资本理论”还要早的触及到“劳动力所有权及实现”问题的是马克思。我认为《资本论》的第一卷，研究的就是劳动力的再生产。

我读《资本论》，悟出两个收获：一个是，马克思经济学的逻辑起点不是“商品”，而是“劳动时间”，“商品”，只是《资本论》著述时的起点；另一个是，换一个视角来看，《资本论》的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力的再生产，第二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三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说《资本论》的第一卷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力的再生产，并不难理解。马克思说，“在资本累积的过程当中，工人阶级不断维护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的更多的论述在这里就不多引用了。简捷一点，只要好好看看《资本论》的第一卷的目录包括小标题，细细地琢磨琢磨，就能看出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劳动力再生产的脉络。

研究劳动力的再生产，研究“人力资本”，实际上也就是研究劳动力所有权及实现问题。然而，无论是在“人力资本理论”，还是在马克思“劳动力的再生产理论”中均没得到很好的解决，那就是并没有象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实现”那样，从理论上、法理上确立“劳动力所有权及实现”这一根本的立足点，没有能够将“劳动力所有权及实现”与“生产资料所有权及实现”放在同等的基础理论的位置来展开。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敌不过“产权理论”，不是主流经济学；马克思“劳动力的再生产理论”中所包含的“劳动力所有权及实现”的这一根本性的逻辑，却被后继者们给忽略掉了。“我播下的是龙种，收到的却是跳蚤”！

推动向“重人轻物”转变的最强大的力量恐怕是信息化、是互联网。可以说信息化、互联网，是“重人轻物”的产物，在其发展中最重要的是人，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

近三十年来，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发明、创新、创造直到成功，是众多的个人（或团队）自发、自主的行为，是大量的一个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或团队）运用他们的智力因素的创造；我们还看到，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发明、创新、创造直到成功，是在“自由时间”中启发、启动、实现的；信息化普遍性的运用与爆发式的发展，是数十亿的个人充分运用自己的自由时间而推动、促成的；可以说，在信息化大平台上、大环境中，高素质人才资源的能量、自由时间的创造力，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释放。

互联网、信息化的发展内在地包含这样的目标：让每个人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让每一个人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成为“自由自主支配自我行为的人”。推动互联网、信息化发展最重要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是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的人！互联网、信息化的发展与成功，依靠的是人，是人的智力与智慧，是人的创新创造的能力。人的智力与智慧、人的创新创造的能力，是信息化时代的劳动力资源最主要的特征。信息化的生命在于创新，创新出来的新的方式在于有更多的人应用，所以，社会成员中所拥有较多的自由时间，新的方式才有可能为人所广泛应用。同样，让每个人拥有充裕的自由时间，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时间越多，信息化的创新就越有动力，会形成更大的社会需求。

从本源上讲，信息化从初始到现如今的快速发展再到今后的高度发达，完全是建筑在许许多多个人通过个性化的自由的创新创造而实现的；同时，这个大平台也为所有的人能够施展他的个性能力创造了条件。信息化需要每个人的自由的创新创造，也为每个人自由的创新创造提供了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石，同时，信息化又为所有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众多互联网企业成功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初创依靠的是人它的发展依靠的是人，它的成功依靠的还是人，其他的要素都是立足于这个基础之上、围绕这个要素而集聚，是在“重人”理念的主导之下而成功的。

古语道：“重人轻物圣贤道，重物轻人俗人心” ！

从“重人轻物”到“重物轻人”再到“重人轻物”，这就是一条历史发展轨迹。也是我们在当今信息化时代所要认识到的一种趋势。